2020年5月1日 星期五 阴

　　五一假期，我也趁机休息一天，日记质量得对得起催更朋友们的关注和他们的宝贵时间。

　　法国宣布5月11号解封，但是这种不管疫情什么情况、就先定下解封时间的做法，让我非常忐忑。再加上托儿所、小学11号也要开学了，而且哪怕连红区这样的重灾区也一定要开学。小朋友们肯定不会遵守一米卫生安全的规定，他们也不要求戴口罩，但是上学要配套服务的成年人非常多，父母接送，老师上课，还有餐厅人员。特别是，孩子携带病毒基本上没什么症状，这实际上是更危险的。

　　我陪法国打持久战是大概率事件——今天欧洲死亡人数突破14万，仍不减大家对解封的热情。

　　今天，还和我那些仍然生活在国内农村的学生聊了聊当初疫情爆发时的生活经历。因为中国发生疫情时，西方不少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最危险：人口多，医疗资源和条件比城市差很多。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农村几乎没有感染，是安全性最高的地方。通过我这位学生的回忆，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了。

　　他说，我们疫情防控得非常好。大年初一早上，各个办事处就接到通知要封村，当天下午就用铁皮等用品把各个村的主要道路封上了。党员、村干部、志愿者开始轮流值班。从初一下午开始，老百姓就很自觉地戴上口罩。大年初一宣布不让拜年，因为传统是初一早晨起来挨家挨户磕头，初二回娘家走亲戚也不让，人人都在家里呆着。84消毒液和酒精也都给老百姓免费发放了。头一个月没出家门，后来出门就是实行滨州健康码。起初买东西也不能出去，都有人送。人们的安全意识也很强，每天村里大喇叭吆喝不让出去，听说还有无人机巡航，虽然我是没亲眼见过，但反正每个村的防控措施严格得很，大队书记亲自坐镇。

　　他告诉我，说句良心话，感谢国家感谢党，没有国家，没有如此严格的防控，中国还真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我是发自内心地对国家感到非常满意。大家也是真的害怕，如果有一个人出村，全村人责骂，如果谁家来亲戚，也是全村找你，说不能带亲戚来，不能让亲戚进来。至于外来人员来到滨州以后，不管是不是本市的，都得在隔离点待上14天。有邻村的7个人从湖北回来过春节，当天就公布出来，给他家里封上门，不让出来。过年以后，回来复工的人也都先隔离14天，没有特殊情况就都回到各自岗位，反正在农村觉得是最安全的。

　　虽然我这位学生只是描述了一个村的情况，但可以推想整个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高效负责、民众积极配合。面对疫情，中国表现出最宝贵的理性、敬畏和责任感。这些都是今天的西方所匮乏的。像美国纽约一家殡仪馆外，民众闻到恶臭报警以后，才发现4辆卡车中存放着六十具尸体，其中2辆冷藏失效的卡车上的尸体已经腐烂。这样的社会管理能力实在是太low了，死了这么多人，政府还如此麻木，甚至还一直想着解封。解封后的状况，政府应对的了吗？美国民众持枪进入密歇根州议会大厦抗议禁足令的新闻以及民众在禁足令下涌入加利福尼亚海滩的场景，震撼了法国媒体。同时有超过三十个州放缓禁足措施。要知道此时美国一天的死亡人数都超过2000！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民众，这样的制度，简直像一场完美风暴。

　　不仅美国，昨天法国负责交通的国务秘书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说，5月11日乘坐公共交通不戴口罩罚款135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这个政策，让人看了就怒火中烧。过去近三个月，法国政府一直宣称健康人戴口罩没有用，转眼间又要求民众必须戴口罩，不戴就重罚。这是什么政府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什么颠来倒去就是罚民众？难道最该惩罚的不是如此荒唐的政府吗？

　　我之所以和正在农村的学生交流，并不仅仅是回忆过去，而是它揭示了一个在全球都很重大的问题：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贫困人口能否得到平等对待。

　　我们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一是体现在城乡，二是体现在东西部。农村是中国脱贫的主要对象。但这次疫情中，中国农村并没有因为贫穷成为牺牲的代价，或者承受更大的损害。在中国，我们看到冲到第一线承担风险的还是党员社区干部。在武汉，社区干部送菜，确定登记疑似病例，各种对外打交道的风险，各种基本服务，多数由基层干部承担起来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志愿者，快递行业群体也承担了很大责任，但整体上没有出现因为是贫困群体就成为疫情主要受害者。

　　反观法国，根据民调机构发表的多份疫情期间的社会调查显示，生活在社会底层、家居条件最差的家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比如说，五六个人生活在六十平方米的套间的家庭，被感染人数大大超过居住在有花园阳台的高收入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巴黎近郊的贫困省份例如塞纳圣德尼的感染比例要远远超出其他省份。同样，当一家五口、拖老带幼待在几十平米中，年少爱动的孩子自然难以遵守禁令。这也是为什么因违反禁令被警察罚款的也往往是生活在贫困街区的家庭成员。

　　中国则由于一视同仁，且迅速采取轻症、无症状者和接触者一定由政府出面收治、隔离、追踪的措施，才不会出现像法国贫困家庭那样——一人感染又不得不在家隔离，从而导致全家传染的现象。中国采取封城令，主要是靠民众自觉配合，没有出动十几万警察上街强制执行，更没有随意罚款一说。

　　在许多法国经济学者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工薪阶层始终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新冠危机如同一个巨大的放大镜，让法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彰显无遗。当然，也并非只有法国如此，英国的两份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贫穷区的死亡率是富人区的两倍。

　　虽然贫富差距各国都有，但因为贫穷而成为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区别。这个现象其实也是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差异，即政党的代表性：西方的政党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体，中国则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个政党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体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政党，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在社会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对应群体的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低收入阶层。共和党则主要是财团和高收入群体。法国也一样，2012年社会党的奥朗德之所以赢得大选，是因为60%以上的工人和年青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只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法国历次大选，胜负差距很难超过十个百分点（2002年极右政党进入第二轮是例外），1971年双方只差1.62个百分点，1981年3.51个百分点。2000年台湾地区民进党赢得大选，其得票率仅为三成多一点。

　　西方政党的这个特点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执政后，其政策明显偏袒支持者。一般来讲，左派上台就增加（穷人）福利，右派上台就（为富人）减税。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赢得大选后，尽管面临经济危机，却继续扩大社会福利。他视为自己政治生命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全民医疗保险。客观而言，做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竟然是西方社会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美国，早就应该通过立法了，然而奥巴马选择在经济危机最严峻之际提出来，显然是一个错误时间。

　　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方案，需要政府支出5000亿美元，这对财政、贸易双赤字，同时又有天文数字债务的美国来讲，除了增税别无他法，而征税的对象只能是富人。相反，此前共和党执政的里根和小布什时代，任内纷纷给富人减税，对穷人则减少福利开支，尽管此时的美国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二是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甚至遭受歧视和伤害，最终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来维权。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屡屡发生大规模骚乱：2005年的巴黎、2011年的伦敦、2013年的瑞典斯德格尔摩骚乱。三起事件的导火索都是警察执法过程中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是弱势群体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艰难，更是经济危机中实行紧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由于这些弱势群体是少数，其选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会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这些人群也自然就选择暴力，放弃选票。更可悲的是，当他们选择暴力之后，出事国政府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配合之下，对其进行堂而皇之的镇压：控制社交媒体、仅伦敦骚乱就抓捕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对1000多人迅速重判——有人仅仅是接受别人给的鞋而被判刑，但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确表示：“判决力度掌握的很有分寸”；首相卡梅伦还发明了“连坐”——只要家里有一人参与骚乱，全家人都从政府廉租房中赶出去。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彻头彻尾犯罪行为”的帽子，试想，类似事情发生在非西方国家，那可就是反体制英雄，哪个政府敢像英国政府这样做，那就是违反人权、侵害互联网自由。

　　反观中国，共产党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总体来看，其政策没有特别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种粮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

　　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这样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甚至越是少数群体越是得到特殊倾斜，比如针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扶持优惠政策，以西藏为例，1952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各项补助达4543.4亿元人民币，占西藏地方财政成立以来累计支出的96%。

　　今天，还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假如方方在法国会怎么样？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话题，而是法国真实发生的事件。一位法国女作家Leila Slimani的疫情日记，由于民众不满而被封杀了。Leila Slimani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贡古尔文学奖得主，相当于中国的矛盾文学奖，她在法国也算小有名气。

　　法国《世界报》在禁足令刚启动时，也试图连载她的封城日记，因此人们称其为“法国方方”。但是，中国的方方日记可以毫无阻力写完，这位“法国方方”的日记却因为受到舆论攻击而自动封锁。《世界报》最终放弃连载计划，原因是作者在拥有花园楼层、奢侈宽敞的乡间居所感叹度日如年，对许多法国人来说无疑是无病呻吟，特别是让那些困守在几十个平方米中的下层民众难以接受。

　　我一向认为，一个社会有法律底线，也有道德高标准。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违法，就不能阻止，至于道德只能提倡不能强迫。这位法国方方，愿意通过自己的才华抒写疫情下自己的伤感，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有同样感受的人也很多。但就是因为她的伤感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满，报社只能封杀。

　　可是在中国，方方日记引起再多人的不满，只要不超出法律底线，她也照写不误、照发不误。方方是不是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更为宽容和自由的中国？但很奇怪的是， 如此不自由的法国，还要出版方方的《武汉日记》，让法国的作家同行Leila Slimani情何以堪？只是，中国的出版社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不把法国方方被封杀的日记出版呢？中国完全可以在封面上写着“来自新冠病毒爆发城市的遭禁日记”——这和德国出版社造谣不同，方方的日记没有遭禁，“法国方方”的日记可是切切实实遭禁啊。

　　大家可能还很奇怪，为什么法国作家这么没有责任感？怎么不像中国的方方一样报道疫情下的真实法国呢？原因早被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先生在接受法国《言论报》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在法国抗击疫情过程中，法媒总会报道一些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消息，能够提振士气，显示团结一致。”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就宣布，现在不是批评的时候，应该团结一致。这位法国的方方如果敢效仿中国的方方，引发抗议的可不只是弱势群体了。就算是她写，也不会有媒体刊登的。

　　如果我们以西方的法国为衡量标准，是不是中国媒体和方方对国家、对民族太缺乏责任感了？如果以中国为衡量标准，是不是法国媒体和作家对国家和民族太缺乏责任感了？我想问的是：究竟是中国应该学习法国，还是法国应该学习中国？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媒体和方方应该向法国学习，他们在国家面对重大危机挑战的时候，团结一致去解决问题，维护体制和社会稳定。查原因，追责任，那是以后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个常识。当失火的时候，我们是要先灭火，然后再去查原因，去追责任。怎么可能倒过来呢？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出版社的商机来了：尽快出版法国女作家Leila Slimani的疫情日记，出版日期可以选在7月14日。当然，不仅仅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主要是这天是法国国庆节啊。国庆献礼是中国的传统，德国出版社也很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