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2019年年末至今，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在全球扩散。截止2020年4月28日北京时间晚10时10分，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数据中心的统计，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3061521，累计死亡病例212056。其中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惊人的总数，还有欧美发达国家的表现，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7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合计确诊病例1734291，占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的56.65%；7国合计死亡病例137080，占全球累计死亡病例的64.64%。

　　其中，美国，作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至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以确诊病例988469例，死亡病例56256，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交出了一份令人瞠目的答卷。考虑到生物科技、医疗资源、情报能力、信息自由流通、政治制度涉及等诸多客观指标，这份答卷，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之外，很难说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与这些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部分人，包括总统及其核心决策团队、掌握白宫和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核心层、以及死忠于特朗普的宣传喉舌福克斯电视台，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甩锅技巧，通过构建一系列令人感到瞠目结舌的话语体系，努力将抗击疫情不力的责任归结到中国政府身上，就好像美国不是一个掌握着压倒性军事优势和金融霸权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中国政府有权影响乃至管辖的弱小主体，脱离了所谓中国政府提供的准确信息和数据，就无法完成抗击新冠疫情的任务了。

　　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健康的，甚至可以说一种被病毒感染的带病运行状态。距离2020年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当时的世界是，刚刚带领盟国打赢二次大战的美国正志得意满，准备在全球充当世界警察。麦克阿瑟将军，曾在演讲中提及：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慢慢凋零。从这个框架出发，今天这个长于甩锅、短于抗疫的美国，有点像蹒跚步向凋零阶段的超级霸权；对抗新冠疫情不力背后，凸显的是越来越明显的美国国家能力之殇。

　　缺乏有足够领导能力的总统，催化新冠疫情压力下美国的制度缺陷

　　美国是一个典型联邦制国家，13个英国前殖民地在组建新国家时，非常明确地希望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体现对权力的制衡，保障美国国父们珍视的自由和权利。但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过犹不及。当这种制衡的制度设计，因为种种原因走向某种极端时，制衡政府就变成了瘫痪政府，而在新冠疫情这种危机事件面前，松散而缺乏集中统一协调的各州政府，只剩下了用美国民众的生命去交换采取行动所需的时间和空间的地步。

　　对于这个问题，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享有盛名的美国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2020年3月30日，他在《大西洋》月刊刊文，明确指出，不应将抗击新冠疫情不力，简单的与民主制度挂钩，而应该从国家能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出发，认识和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时的不同表现。

　　在他看来，美国抗击新冠疫情不力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努力，导致了美国政府中有专业特长但无法被特朗普信任的专业人士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在政治上忠诚但专业上能力不足乃至无能的总统政治盟友乃至亲属。这种举措的后果，则是美国民众对以总统为最高领导的行政当局缺乏足够信任。

　　总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令人感到信服的领导能力，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美国各州必须分散寻求获得抗击新冠疫情所必须的各种关键资源；同时，各州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还要爆发大量争执，有美国媒体多次报道，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的紧张在过去几天加剧，州长们警告称，他们没有从白宫获得所需的支持。

　　而特朗普则似乎毫不掩饰的将联邦政府的支援，视为交换各州州长政治支持与忠诚的筹码。他曾公开暗示，不会帮助那些对他领导的行政当局不够感恩的州长们，“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你，我不会打电话”。这加剧了美国各州抗击新冠疫情的能力，如特朗普此前曾攻击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州长格蕾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所言，该州难以获得所需的设备。她告诉CNN：“我们有一些合同被推迟或完全取消，因为设备要优先供应给联邦政府。”由于美国联邦体制更多地将抗击新冠疫情所需的相关权力赋予了州政府，这种政治抗衡导致的后果，显然变得更加严重。

　　具备冷战活化石特征的核心决策团队， 难以胜任抗击新冠疫情的决策需求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明确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而此次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表现欠佳的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团队，就可以看作是具有鲜明的冷战活化石色彩的大集合。

　　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出任过白宫战略幕僚长7个月的班农、作为第四顺位继承人名列内阁各部之首的国务卿彭佩奥，有签订广场协议经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堪称组成了一个冷战活化石的博物馆。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在美国霸权的黄金岁月，固化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然后，这种固化的知识结构不断遭遇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维度的持续挑战，最终导致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在进入特朗普的决策团队之后，他们总是尝试给出一种“退回美国黄金岁月”的奇怪解决方案，试图以复制冷战时美国经验的方式，在一个冷战已经结束快30年的世界里，恢复美国主导并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世界秩序安排中去。

　　传统但与当今世界脱节的知识结构，迟滞但执着到自欺欺人的对美国霸权的认知，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使得这个决策团队的总体行为偏好，与一般人理解的常识、科学以及理性，形成巨大差距。其中，纳瓦罗、莱特希泽、班农、彭佩奥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四个样本：

　　纳瓦罗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重商主义阴谋论爱好者。他那套看上去奇奇怪怪的理论，本质上是用若干经济学术语包裹下的纳瓦罗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集，基本上照搬了亚当斯密时期，重商主义者对财富、国际贸易均衡以及国家贸易政策的全部认识，然后加入了某种具有中国话语体系中“民科”色彩的呓语，尝试在2020年的今天，通过所谓对中国的贸易限制，重新确立一个美国处于绝对优势的重商主义贸易体系，让美国再现类似巅峰时期的不列颠日不落帝国那样的荣耀。、但是，这个梦想的基础，纯粹是一个纳瓦罗风格的假设：中国有求于美国，超过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美国可以对中国予取予求。

　　莱特希泽是一个辉煌战绩的贸易谈判代表，有媒体将其称为“灰衣大主教”，强调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极为显著。作为参与并推动达成美日广场协议的主要人员，莱特希泽的巅峰记忆，基本上停留在那个历史性的画面：他将日方谈判代表提交的方案折成一架纸飞机，在谈判进程中、在日方代表还在发言的时候，扔了回去。让日方代表瞠目结舌的同时，他拿出了美方的谈判条件，以“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架势，让日方全盘接受。这种美国霸权的高光时刻，也让莱特希泽对国际贸易的认识进入了某种时空琥珀的冻结状态，他成为了一个鉴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并坚持可以简单复制对日谈判的经验，来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班农是2016年美国新右翼借助民粹色彩的话语体系，动用社交媒体实施煽动性政治动员，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核心人物。这个曾在高盛洛杉矶分公司做过总裁级职务的政治煽动天才，将自己视为美国以及西方自由世界核心价值捍卫者一样的人物，并坚定相信，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明确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来自哪里。

　　班农的主张，包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尝试提出的对策，是如此疯狂，以至于连特朗普都受不了，上任仅7个月就被踢出白宫，落得只能和从中国逃亡到美国的红色通缉犯混在一起，以解决个人收入问题。

　　蓬佩奥则是一个典型科氏章鱼，作为意大利移民后裔，从底层开始往上爬的蓬佩奥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谋求自身短期收益的最大化。相比前述三个人，蓬佩奥在华盛顿决策圈内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蝙蝠侠》前传《哥谭镇》系列里面的崛起之前的“企鹅”：一方面，他丝毫不介意抱住身边一切可以抱的大腿，哪怕将自己标识为一个小丑也无所谓，那段知名的“我们撒谎、欺骗、偷窃”演说，就是“人至贱则无敌”的小丑式表演的经典桥段；另一方面，一如哥谭镇里的“企鹅”丝毫不介意为了自己崛起而背叛自己的老大、挑起帮派冲突一样，蓬佩奥非常清楚特朗普也不过是他抱过、又注定要放弃的大腿之一。

　　现任这个国务卿的位置，只是蓬佩奥问鼎更高位置之前的一个过渡，在舆论场对中国喷洒毒液进行的攻击，本质上就是在为他自身崛起积累政治资本。这种人的身段灵活性是有品质保证的，这点与前面三个人还是有显著差别的。面对无可辩驳的实力，蓬佩奥一定会用惊人的表演，让人明白什么是章鱼一样柔软的身段。

　　指望这样一批决策团队能够真正认识和理解2020年的世界，并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新冲击和挑战，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旧的力量分配方式，凸显了美国霸权优势与抗击新冠疫情需求的错配

　　人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人们也都很清楚，美国拥有强大的力量，标志性的力量包括随时在大洋上游弋的航母打击集群，以及庞大的金融资本。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高速拓展的世界里，对处于美国这个位置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引以为傲的霸权优势，其实是一种陈旧的力量分配方式，正日趋凸显其不适应性。对美国霸权优势的迷信，以及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不适应，加剧了美国霸权优势与抗击新冠疫情需求的错配。

　　2020年3-4月间，美国抗击新冠疫情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中，必然包括美国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的解职事件，以及围绕美国两艘医疗船出动应对疫情的新闻。“罗斯福号”航母的外号“大棒”，就是大棒外交的大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大棒外交。

　　价值超过十亿美元、搭载的航空打击力量超过相当数量国家全国之力的大型航母，带着护卫舰群在全球大洋巡航，展现支撑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大棒，就是2020年时空下美国海军的主要使命之一，也是美国霸权最具象化的象征之一。然后，新冠病毒来了，航母上有人感染了，美军舰长在邮件里发出了灵魂拷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有没有必要让水兵冒着新冠病毒的风险出海，去给坐在华盛顿空调房间里的人挣个面子？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舰长被解职了，但是新冠病毒却不领会美国军方领导的一片苦心，很不给面子地将美军四艘航母全部弄得趴窝了。

　　另一方面，同样作为美国霸权的象征，特朗普政府在纽约州疫情高发时，派遣两艘医疗船出发支援纽约。当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片欢呼，还有过度热心的人直接把两艘医疗船放大成10艘，以美帝一夜之间变出10个雷神山医院来进行某种引申和对比。

　　这可以看作是美国软实力超水平发挥的典型案例，但是新冠病毒也不是软实力可以吹走的。于是，人们尴尬的发现，这两艘船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没法收治新冠病人不说，在转移过程中，还因处理不善导致自己也被污染。折腾许久，两艘医疗船取得的最大成绩，除了让特朗普当做背景拍了不少宣传照片之外，就是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满足了特定人群的精神需求。

　　这种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本质上反映出的是美国霸权优势与抗击新冠疫情需求的错配：2020年了，美国的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仍然停留在应对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阶段。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2019新冠病毒的冲击，凸显出美国没有及时调整自身战略，以应对一个持续变化的新世界。

　　对全球所有国家而言，新冠疫情都是一场极限的压力测试。目前来看，美国在测试中的表现很难说是令人满意的。除了特朗普、若干毫无伦理观念和道德耻感的纯政治生物、以及纯粹的“精神美国人”，很难有人能给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做法打出一个合格的成绩。

　　这种情况的背后，反应的是在心理认知以及政策执行等层面，美国霸权正逐渐走向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凋零或者衰朽的状态。一如福山在2016年那篇讨论美国民主涅槃重生还是衰朽的文章里面所指出的，对美国来说，需要及时扭转这种状态。

　　当然，对于世界来说，这种状态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正好相反的含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摒弃美国霸权所代表的陈旧的认知框架，真正将重点放到全人类安全与健康利益的有效保障上来。这应该成为包括美方在内，各方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