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很庆幸，无论是非典、地震，还是新冠，我都站在了有需要的地方。”
在接受纪录片《在武汉》采访时黄维表示，他只是看不得“战友”受苦。援鄂，是黄维自己的决定。没有掌声欢送，也没有鲜花送别。一个人去，一个人回。他是一个懂医的“志愿者”。
从事医生职业17年，黄维说只是换了个地方，做的还是医生该做的事。从天府之国成都到江城武汉，他独自开车17个小时，2月1日中午到达武汉市江夏区中医医院，一待就是两个月。
有朋友问他，你这样“没名没分”地去支援，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但黄维觉得他看不得“战友”受苦，一定要去。两个月里，黄维不是没有过担心和焦虑，但用他的话说“心存善念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的”。
独行侠
黄维是四川乐山一家医院的放射科医生。今年大年初二下了夜班后，他翻看手机察觉到“封城”后的武汉各医院情况不容乐观，就在“医学影像交流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武汉的战友有没有需要支援的？之后两天，他没有等到回复。此时的黄维正处于工作“空档期”，因为家庭原因打算从乐山的医院辞职，年后到成都的新单位入职。忙完在乐山最后两天的工作，黄维打算休息两天，和家人一起度过春节假期。
1月29日，年初五，“医学影像交流群”的求助信息引起了黄维的注意，“有没有愿意来武汉帮忙的，科室战友日夜地‘搞’，顶不住了。”他没有和家人商量，立刻报了名。发求助信息的是武汉市江夏中医医院放射科技师沈雁，黄维通过她联系上了分管业务的韩副院长，表示自己CT扫描和诊断都可以做，希望医院能开证明让他前往武汉支援。
和韩副院长沟通后，黄维开始委婉地向家人表达自己想去武汉的想法。同为医护人员的妻子听到丈夫的想法，没有太当回事儿，她觉得进武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岳父岳母和11岁的大儿子表示反对，4岁的小儿子懵懵懂懂，见哥哥反对，他自然也不赞同。黄维没有接着往下说，只是继续询问入汉证明的申请进度。
对于入汉支援这件事，黄维很坚定，甚至没想过在武汉如何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
1月31日，入汉证明下来了。黄维的妻子正在医院上班，她没有反对，也知道拦不住丈夫。只是说，能不能第二天白天再走，安全一些。当晚，黄维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我把钟老爷子（钟南山）当作偶像，他年纪那么大了都在一线，我也应该去。除了这个，还想给儿子做个榜样。”信中的这句话被大儿子看到了，黄维问儿子：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希望爸爸迎难而上还是当懦夫？大儿子说完“迎难而上”四个字后，黄维转身就走了。妻子事后称之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黄维和妻子同为医护人员。
晚上八点多，黄维带着一张银行卡、两套换洗衣服、三个口罩，又在超市买了三包尿不湿，踏上了去武汉的路。黄维说这一路上并不孤单，有很多人看到朋友圈后主动打电话问候，给他打气。还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喝了酒摔了碗你再出发，寓意为“给壮士送行”。
黄维本打算到了武汉再告诉父母，弟弟的电话却先到了，“妈妈说让你小心一点。”弟弟说完这句话就挂了。父亲后来打来电话说，“把工作做好，你妈的工作我来做。”黄维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从成都到武汉的高速路上没什么车，心情急切的黄维几乎没有休息。经过17个小时，2月1日中午进入武汉市区后，他直奔江夏区中医医院，一刻也不想浪费。看见赶了十几个小时路的黄维，韩副院长决定先安排黄维到医护人员的隔离酒店住下，调整好状态再工作。黄维笑称，带上了家里装修房子用的银行卡却没有用上。
没有人不怕死
刚到武汉的第一个星期，黄维每天“朝八晚五”，为节约防护服、降低上厕所频率，他不吃早饭不喝水，坚持九个小时。平时爱踢足球的黄维体力很好，他一直要求科室给他多排班，“既然我来了，能多干一些是一些，让战友多休息。”
武汉封城后，江夏区中医医院成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放射科技师连轴转，一天要给四五百个病人进行CT扫描检查。与此同时，还要协助江夏区12个社区医院出具CT诊断报告。有放射科的技师核酸检测呈阳性后被隔离了，科室的人越来越少。看到黄维的时候，放射科技师沈雁觉得“救星来了”。
黄维记得，上班第一天，一台CT扫描机器就检查了300多个病人。他在尚不熟悉医院系统操作的情况下，出了40多份诊断报告。最高峰的时候，黄维一天写了140多份诊断报告，一坐一整天，腰都直不起来。
黄维在最高峰时一天出具140多份诊断报告。
连续一星期下来，黄维察觉到身体的变化。因为不吃早饭，肠道减少蠕动，他一个星期几乎没有上过厕所。说到这里，他有些难为情。黄维平时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偶尔抽抽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出大问题，会拖累战友。他开始调节身体，尽量让自己的饮食规律一些，吃总比不吃强。
到武汉两个星期后，黄维开始觉得身体有很强的不适感。轮休的那天，他在酒店觉得胸闷、头疼，但并不发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天，黄维才想起前几天在科室接触到的一个病人。老人是坐着轮椅来的，身体不太方便，黄维就帮同事扶了一把，把老人抬到CT扫描床上。做检查时，为了将肺部情况看得更清楚，黄维又回到病人身边，帮他把双手的位置摆好。他说，这些动作在平时都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一着急忘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新冠肺炎患者。
黄维说自己秉承了父亲豁达的性格，但是那时候他第一次开始思考：如果自己感染了怎么办，去世了怎么办？看到新闻里说很少有家属愿意把亲人的遗体捐赠出来做相关研究，黄维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万一不行就把我的遗体捐了吧，也算是留给这次疫情最后的帮助。他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电话告诉妻子，妻子听完就哭了。黄维很快结束了这个话题，他不想让妻子过分担忧。
黄维连续工作一星期，他说来武汉就是来干活儿的。
隔天去上班，黄维请科室同事帮他检查，之后又做了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只是虚惊一场，大概是生理和心理的负荷都到达了极限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良反应。此后，被隔离的同事陆续回到科室工作，方舱医院建立后医院的接诊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黄维的工作频率改为“上两天歇一天”。
面对“孤胆英雄”的评价，黄维说无论像他这样的个人，还是外省来的的援鄂医疗队都只是替补而已。如果说这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话，武汉本地的医生才是主力，才是真正的英雄。“疫情过后我们就回了，但他们不能休息，还要继续工作保证医院回到正常的秩序。”
趁着休息时间，黄维去武汉市某医院看望一位同为放射科医生的老朋友。这位武汉本地医生从年前开始接诊病人，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母亲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住进了这位医生所在的医院，可他也只能在母亲到放射科做检查时才能看上一眼，说上几句话。黄维想到自己，如果父母有什么事，他又该怎么办，答案只能是“无解”。这种无力感一直伴随着他后期的工作。
不过好在，有很多人对黄维关怀备至。听说他喜欢吃辣，科室同事的母亲按湖北口味做了一条辣鱼；还有同事到处找辣椒，满足黄维的“辣胃”；科室同事的老公特地带给他一瓶白酒，以表敬意。有公益组织听说了黄维的“一人川军”，奖励给他两万元。黄维用这笔钱采购了一台空气消毒机，放在江夏区中医医院放射科。
都是小事，但黄维如数家珍，言语中充满感激。他说其实去武汉做的事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反而是收获了很多很多。
为了满足黄维的“辣胃”，科室同事们在防护服上画了火锅和串儿。
总是安慰
3月6日，江夏区中医医院正式“清零”，剩余的病人被转入其他定点医院。黄维在此后的几天里继续配合医院做完最后的报告，但是他想回家了，也确实想家了。医院的韩副院长建议他把能做的相关检查都做了，等结果出来后医院就可以提交给防疫指挥部，申请离汉证明。但几天过去了，离汉申请迟迟没有下来。黄维有些坐不住了，他找到放射科排班的技师，要求继续回医院工作。
“与其焦虑地等待，不如回医院接着上班”，他没有办法忍受每天待在酒店的日子。他想好了，如果离汉申请不能批下来，就等武汉“解封”了再回家。3月27日，黄维又回到了熟悉的科室上班。不过，离汉申请也在3月31日批了下来。当天，黄维带着医院给的纪念奖杯，一个人开着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事后回想那段焦急等待的日子，黄维没有抱怨。“政府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开绿灯，我也不希望他们这么做。”这大概是黄维经过这场疫情后最大的变化，比起以前更不计较了。
回到成都后，黄维在家自行隔离14天。
回家后的隔离期，黄维想起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身为放射科医生的他说自己没有给病人开药治病，谈不上治愈，但这一次武汉工作经历算是做到了“常常帮助”。说起遗憾，黄维觉得如果自己可以在休息时间进入病房，跟患者聊聊天，缓解他们心中的压力，他们或许可以更快康复。黄维把这个称为“总是安慰”。
这是黄维日后工作的目标。除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以外，他想多给病人一些关怀。他说周围的同事是战友，病人其实也是医生的战友。战友需要相互信任，互为依靠，医生和病人共同的目标都是战胜疾病，所以也可称为“战友”。黄维对于身边的人和事总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隔离期间，他写下了五页纸的总结，其中写道，“很庆幸，无论非典、地震、还是新冠，我都站在了有需要的地方。”
2003年，黄维刚毕业就赶上了“非典”。当时他还在乡镇医院工作，被派往汽车客运站配合当地政府的防疫工作。黄维说，那时候还不明白医护人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只是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让他觉得有些透不过气。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被派到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增援，后来又去机场负责被转运的伤员。“都说医生是见惯生死的，但我们也不是铁石心肠。”黄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