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历史时，我们经常将一个时间节点的意义推向时代的高度，然而对于真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或许只是过去了寻常的一天。大多数时候，我们对自身生活与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

　　过去几年来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有一个时不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事情，就是“脱欧”。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当结果传来，处于大陆另一端的我们霎时不敢相信看到的事实。漫长的脱欧程序到今年1月31日终于走到了终点，看惯了新闻的人们似乎对“脱欧”一事失去了敏感与好奇。

　　一场公投、两次选举、三位首相……记载于正史中的大事件，无法还原人们生活的日常。“脱欧”直接影响到了英国对于外来者的移民政策。我们有“北漂”、有“沪漂”，英国也有“伦漂”。他们是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务工者，但与我们的想象不同，这些“伦漂”更多属于伦敦这座城市的中下阶层。

　　异乡漂泊的无力感，从此以后无法再受到制度的安抚。他们被裹挟于时代的浪潮之中，等待明天的来临。正式“脱欧”后，还会陆续颁布相关政策，大概在一年之后，我们会看到“脱欧”对日常生活真正的影响。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已被英国人视为“外来者”的“伦漂”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英国人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脱欧”与自己的民族身份？

　　今天推送的文章，是一位“伦漂”留学生的观察手记。风云变幻的国际政局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更本质的问题，那些与我们其实也息息相关的问题：谁有权力定义“身份”？人类的漂泊又如何影响历史？

　　撰文 | 李岸东

　　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同一天，英国首次确诊两例新冠肺炎。“脱欧”当天，我和往常一样到图书馆自习。自习室里坐着各种肤色、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一切如常，好像这只是又一个琐碎而阴冷的伦敦冬日。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说，普通人很难理解他们身处的时代如何影响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

　　“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能通过诸如控制通常在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方式，处理好那些个人的困扰。”

　　个人的确难以超越自身的生活情境来思考历史的宏大命题，但是，以“脱欧”而论，1月31日这个具体的“脱欧”日期对普通人而言也许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其一，脱欧进程已经持续三年多，历经一场公投、两次选举、三位首相，不少人对“脱欧”的关注热情早被消磨殆尽，已经“脱敏”了；其二，宣布“脱欧”之后，英国还有至少一年的缓冲期，在这期间面向民众的政策基本维持不变，“脱欧”尚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个生活在伦敦的留学生，我的“脱欧星期五”并没有多少戏剧性或者仪式感。周遭的一切都太寻常了。如果不是通过网络直播，观看议会广场上“脱欧”倒计时的人群和飘扬的英国国旗，我大概感受不到多少“脱欧”的氛围。1月31日这个人为设置的时间节点，给人们提供了记忆的锚定点，标记了重大事件的时间轴，也为纪念活动和集体仪式划定了时间方位。投影在唐宁街10号墙上的倒计时钟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个时刻至关重要，然而在媒体声浪鼎沸之余，略带冷感的看客不禁要反问：对于“漂”在伦敦的我们而言，2020年1月31日到底意味着什么？

　　01

　　“脱欧”的意义原本不止一面

　　我想，也许从“伦漂”的角度重述“脱欧”，能够绕过宏大叙事，讲述一些更加私人的生命体验。我所说的“伦漂”，是指在伦敦生活，却不以伦敦为家，或者因为移民制度的限制无法以伦敦为家的人。在国内，与“伦漂”对应的是“北漂”。对“北漂”而言，北京户口是一道坎，（至少在制度上）清晰地划定了北京人与外地人的界限；而对于“伦漂”来说，这个界限原可以很清晰（非欧盟国家公民在英国工作需要申请T2工作签证），也可以很模糊（欧盟国家公民在英国工作不需要申请签证）。随着“脱欧”来临，这些界限正在被重新定义。

　　与北京类似，伦敦这个大都会，有形形色色的过客或归人。“脱欧”重新界定了这两者的区别：更多欧盟移民感受到了整个社会体制对他们的排斥，而对于欧盟以外的过客而言，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大城市往往是相似的，有繁华而光鲜的摩登生活，就必然有每每被遗忘的阴暗面。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之下，首当其冲的往往是那群被遗忘的人们，比如那些够不上“伦敦客（Londoner）”的“伦漂”们。

　　从“伦漂”视角来讲述“脱欧”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想象一个不一样的“脱欧”。经历了三年拉扯，有许多词被约定俗成地与“脱欧”相捆绑：民粹主义、右翼崛起、地方保护主义。但是，回到“脱欧”的本意，“离开欧盟”这个动作可以有很多种意义，甚至可以代表左翼进步主义。“脱欧”并不是生来就象征守旧，关键在于为何“脱欧”、如何“脱欧”。

　　从当下国内乃至英国本土的公共讨论来看，“脱欧”本身蕴含的多种可能性几乎完全被忽视，“脱欧”进程也被引向了“让英国再次伟大”的方向，而“留欧”则意味着自由、民主、包容和世界主义。人们似乎已经忘了，二战后在英国最早提出欧洲一体化概念的，正是极右翼纳粹主义政治家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以及他所领导的“联合运动”（Union Movement）；而在1970年代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对“入欧”提出怀疑并发起第一次脱欧公投的则是持左派立场的工党政府。彼时，日后的英国首相、开启新自由主义大幕的撒切尔夫人，则是“入欧”的支持者（虽然她在不久后就因为担心欧共体权力过大而转向了坚定的“疑欧派”）。

　　“脱欧”的意义，不是人们坐在书桌前想出来的，而是政府、媒体、公众等行动主体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共同建构的。1月31日之后，“脱欧”的意义如何继续被理解、被阐释、被践行？对于“伦漂”和更广大的“英漂”而言，“脱欧”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们的命运被卷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重新洗牌之中，却没有发牌和出牌的权利——在“脱欧”的意义建构过程中，他们往往是被刻画的“他者”，而有权定义他们的群体则是那些“真正的英国人”。

　　02

　　谁是英格兰人？

　　“脱欧”吹响了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号角。对一些英国人而言，这场政治活动是一种邀请：是时候分清楚谁是外地人了。

　　去年暑假回国前，我和朋友开始物色开学后在伦敦的住处。我们在诺丁山找到了一处性价比很高的公寓，房东赛琳达是一位英国老太太，曾经在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但最近被辞退了，所以需要出租自己的公寓补贴家用。我们和赛琳达的交流还算愉快，签约时她还特意领着我们去打印店打印租房文件。不过，赛琳达丝毫不避讳自己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她是一个“脱欧派”（Brexiter）。她和我们抱怨自己的德国人前上司，感叹街上的英格兰人越来越少，外来移民太多，她似乎忘了我们也是“外地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脱欧派”。在公投中，伦敦是英格兰唯一“留欧”超过半数的城市，大学更是“留欧派”的集中地。身处大学这个同温层中，面对不同肤色的同学和强调包容的教授们，会有一种“世界大同”的错觉，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脱欧”是个错误。然而，大多数英国留学生又或多或少经历过街头陌生人的种族主义冒犯。异乡的漂泊感往往在遭受不公之后爆发。

　　暑假时，朋友先我一步回到伦敦，住进了新租的公寓。赛琳达从那时起开始变得古怪。她先是常常拉上我朋友抱怨另一个意大利租户，说他“幼稚”。那个意大利人平常基本上不理会赛琳达，也不会主动和她搭话。夹在中间的朋友觉得有些尴尬。接着，入住不到两周，朋友在一天早上突然收到赛琳达留下的字条。因为手写的字条难以辨认，我朋友便去询问她字条的内容。赛琳达突然情绪激动，大声嚷着“你这么有学问，怎么会不知道我写了什么！”“你不尊重英格兰传统！”然后让我的朋友尽快搬走。

　　朋友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里惹到了这位恪守英格兰传统的房东。他试图和赛琳达沟通，但对方拒绝任何交谈。事后找英国同学了解了纸条的内容后我们才知道，由于我们不了解英国的租房程序，有一部分需要在入住后支付的押金我们还没有交，所以赛琳达觉得我的朋友不诚实，想要赖账。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轻易解释清楚的误会，但是更难澄清的也许是一些“脱欧派”对外来人口天然的成见。在他们看来，“脱欧”意味着英国不欢迎这些“乱糟糟”的外国人。

　　按照英国法律对租户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房东无权赶走房客，我的朋友可以继续住下去。但是他还是决定尽快搬走。尽管在异国重新找房子非常劳心劳力，但继续和不讲理的房东耗下去只会更加心力交瘁。制度或许能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伦漂”的利益，但当下最真实的漂泊感和无力感很难从制度那里得到安抚。

　　通过这次不愉快的经历，我也有机会观察“脱欧派”对国家与种族认同的理解。我注意到赛琳达从来不提“英国”“不列颠”，而只是说“英格兰”。在她眼里，英格兰人才是国家首先需要考虑的国族群体，至于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北爱尔兰人，她并不关心——更不用说外来移民了。对她而言，“脱欧”是英格兰而不是英国的“脱欧”。在赛琳达这样的“脱欧派”看来，“脱欧”公投的通过是全体英国人的一次表态：我们不欢迎外来移民！“脱欧”成了为种族主义脱罪的借口，让种族歧视言论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以这种狭隘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和词汇上的取舍来辨别“脱欧派”，屡试不爽。

　　那么，谁是英格兰人？简单来说，就是在英格兰出生的白人。“脱欧派”会认为，“英格兰人”这个身份并不是拥有英国护照、成为英国公民就能自然获得的。英格兰人首先是一个种族、民族和文化的概念。

　　在1月31日“脱欧”后，这场识别本国人的行为就在一些地方上演了。在“脱欧”当天，诺维奇的一栋公寓楼里贴出了一张匿名的告示，标题是“脱欧日快乐”（Happy Brexit Day）。告示要求所有住户说“女王英语”（Queens English），还奉劝所有说其他语言的人搬出公寓，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要么进化，要么离开”（evolve or leave）。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语言是辨认本国人的标准。但是告示的作者显然忘了，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也未必以英语为母语。比如，威尔士的官方语言还包括威尔士语，在苏格兰有凯尔特和苏格兰语，即使是在英格兰，也有说康沃尔语的康沃尔郡。讽刺的是，即使如威尔士这样语言文化不同于英格兰的地方，在公投时也是全境支持“脱欧”。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和欧盟一样，本来是在多年的战乱和阴谋阳谋中放下成见、尊重差异而走向联合的。然而在“脱欧”时刻，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又再度成为迈不过的一道坎，“伦漂”因为族群身份而只能继续“漂”着。须知漂泊与迁移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文明在交往中发展与流传，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过的最后一站。

　　03

　　欧盟“伦漂”的甘苦

　　欧洲是一个光鲜的词，但欧洲绝非铁板一块。伦敦有形形色色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打拼的欧盟“伦漂”，他们也是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

　　我曾经的室友中，先后有两位欧盟“伦漂”。第一个是荷兰小哥，在鹿特丹从商学院硕士毕业后来到伦敦实习。他非常珍惜这次实习机会，希望可以争取留用。

　　周一到周五，他早上西装领带出门，通常要到夜里八九点才能回家。我从没见他在家里做过菜，都是从超市买好的方便食品，微波炉转一转就能吃。荷兰小哥有商学院硕士文凭，又来自发达地区，在伦敦找到工作、站稳脚跟后，也算得上“白人中产”。对这些背景优秀、经济条件比较优渥的欧盟移民来说，来伦敦打拼是锦上添花。“脱欧”会在日后影响他们的薪资和往返两国的通勤，但是这些影响都在可控范围内，未来也不必有太多忧心。实习期结束后，小哥顺利拿到了留用的机会，接着就和荷兰的几个朋友搬去了另一处带庭院的洋房，我们再没见过。

　　荷兰小哥的故事也许符合很多人对欧洲的想象，然而更多欧盟“伦漂”其实属于这座城市的中下阶层。

　　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的报告显示，2018年英国有大约360万欧盟移民，其中有83万来自波兰，远超过排名第二的来源国罗马尼亚（39万）。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英国，人们来英的理由更多是为了工作。在2007年后才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为工作而来英的比例是74%，而非欧盟国家只有27%。宽松的入境政策的确给欧盟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供了在伦敦这个国际大都市生活的机会，伦敦也因此吸引了一批基层的年轻劳动力。在移民观察201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2004年后加入欧盟的国家（主要位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有64%的在英劳动人口从事着较低或低专业技能要求的工作，远远高于其他较发达欧盟国家的34%。

　　波兰是来英就业的大国，我的第二位欧盟室友汉娜就来自波兰。她来伦敦之前在波兰的青旅做前台，后来和朋友一起揣着护照来到伦敦闯荡。汉娜是个特别健谈的姑娘，每次在厨房碰到她，我们都能聊上好久，无非就是一些日常琐事。从汉娜那儿，我了解到了她的“伦漂”故事。她和朋友刚来伦敦时没有工作也没有住处，一切都是重新开始。找到住处后，汉娜才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因为找工作的日子实在太无聊，她们决定把屋子的墙壁重新粉刷装饰一遍。按照汉娜的说法，给屋子刷上新漆、配上适合的墙纸，是波兰家庭的传统；墙面漂亮了，才有家的感觉。汉娜和朋友买来刷墙的各种工具，白天继续找工作，晚上就在家里粉刷，几天后终于完工了。我认识汉娜时，她已经找到了一份店员的工作。

　　步入老龄化的英国，缺少年轻劳动力，尤其是许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低技能岗位缺口严重。在伦敦，一些本地人仅靠自己的房子收租就能过活，不需要也不想上班。伦敦超市里的店员、医院的护工，大多是少数族裔或者欧盟移工。对于欧盟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基础岗位的空缺恰恰是追求更高薪水的机会，而欧盟内的自由来往又为他们跨境就业提供了便利。

　　1月31日“脱欧”后，一些政策调整已经被提上日程，其中对欧盟移工影响最大的就是签证制度。2月19日，英国内政部公布了英国“脱欧”后的移民政策。根据计划，从明年1月1日起，欧盟公民来英国需要像非欧盟公民一样申请签证。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有例外安排，将同样遵从签证对移民的有关规制。

　　基于这样的决定，英国政府首先提上日程的是降低工作签证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策调整，间接暗示了欧盟移工在英国经济社会中的位置。过去，普通工作签证（Tier 2）的最低年薪要求是3万英镑，而随着“脱欧”临近，约翰逊政府计划把门槛降低到25600英镑。

　　英国移民咨询委员会表示，下调工资标准意味着更多雇主能够以切合实际的工资水平来雇用外来移民。这说明许多欧盟移工的年薪实际上低于原来30000英镑的标准。另外，这也意味着原本生活在英国且年薪仍然低于25600英镑的欧盟移工们可能只能离开英国。我的博士同学劳拉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姑娘。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就是在伦敦工作的波兰人。劳拉的男友是一名普通工人，即使降低了工作签证的门槛，他的薪水也没有达到申请要求。

　　除了调整薪资门槛外，内政部还推出了一套新的积分移民系统——类似澳大利亚的积分移民和北京、上海的积分落户。内政部部长普丽蒂·帕特尔明确表示，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移民政策调整来鼓励“合适的人才”，减少“低技能人口（low-skilled people）”来到英国。从英国政府的举动来看，也许“脱欧”背后不仅是“排外”，更是“排穷”。对外国人的歧视不仅限于有色人种，还有波兰人、罗马尼亚人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欧盟移民。劳拉的波兰男友在“脱欧”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被英国同事嘲讽“赶紧回国”。他与劳拉的恋情，也屡屡被同事讥笑为“抢走我们国家的女人”。

　　具体到个人的际遇，“欧洲”这个标签未必代表先进和发达，经济和阶层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受到冲击最大的总是底层。对欧盟“伦漂”而言也是如此，环球同此凉热。

　“脱欧”究竟是好是坏？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和答案。但对于“伦漂”而言，这无疑是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回望历史，“退出欧盟”可以有很多种意义，而在现实的当下，“脱欧”却被聚焦成身份认同上的排外和国家政策上的自保。每一个“现在”都将充满可能的“未来”变成必然，又将千头万绪的“过去”重述成统一。

　　在一年缓冲期后，“脱欧”将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脱欧”尚未尘埃落定，未来会走向何方，取决于英国政府和欧洲议会的协商谈判。无论结果如何，大都会的吸引力不减，仍然会有一批批“伦漂”涌向这座城市。在同一片蓝天下，人们可以是“欧洲人”、“波兰人”抑或“华沙人”，也可以是“英国人”、“英格兰人”抑或“伦敦人”——但说到底，我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员，都一样为自己、为明天而努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