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韩国N号房事件和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

　　韩国“N号房事件”：为什么我们说围观的男性也有罪？

　　过去一周的时间里，“N号房事件”令韩国举国震惊，相关报道被翻译成英、中、日等多国语言，在推特和微博上都登上热搜。“N号房”是社交软件Telegram上多个色情聊天室的代称，最早由昵称为“godgod”的高中生在2018年6月创立，2019年2月，“godgod”将房间管理权限移交给“Watchman”，然后由“博士”接管。“博士”通过发布钓鱼链接、假扮警察、发布有偿兼职信息等方式窃取女性个人私密资料，随后长期胁迫其提供极其残忍、突破人伦底线的性剥削照片、视频；与此同时，他为进入聊天室设置付费、提交自己拍摄的非法淫秽照片/视频等门槛，付费额度越高，聊天室内发布的内容尺度就越大。

　　据韩媒报道，当前已知受害女性有74人，其中未成年女性16人，年龄最小的仅11岁。“N号房”付费会员超过26万人，据虚拟货币交易留痕，其中包括教授、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3月25日，“N号房”背后的运营者“博士”赵主彬被首尔警方押送检方，这位年仅25岁、在校期间成绩优异、热心参加公益活动的男生成为韩国首位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嫌疑人。

　　韩国民众在要求对赵主彬判处法定最高刑罚的同时，也呼吁公开26万付费会员的身份。在这个全国人口5000多万的国家，26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个男性当中大约就有一人曾经观看过上述淫秽内容。“N号房”中还有一个“熟人凌辱房”，会员们将自己朋友、姐妹、妻子等熟人的照片发至群中，由管理者合成裸照，供所有人玩赏。这让女性既愤怒又不安，“请求公开Telegram N号房会员全员真实身份和长相”的签名人数创造了韩国青瓦台国民请愿史记录。

　　“N号房”事件引爆舆论谴责的当口，不少参与“N号房”的男性感到不安甚至“委屈”。有付费会员表示，自己只是“交了费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和那些“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淫乱女”相比，最大的受害者明明是自己。发表类似言论的男性轻巧地忘记了自己进入聊天室并不仅仅是付费那么简单，他们还需要上传自己拥有的淫秽影像，也就是说，他们同样是共犯。

　　我们必须明确“N号房”事件的受害者是谁

　　实际上，男性施害者反而自称委屈的话语屡见不鲜。2018年，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被指控性侵。特朗普在一次小型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历史上做男人最艰难的时期。你很有可能会为一些你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遭到指控，然后你这辈子算是完了。”美国《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主持人、脱口秀演员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指出，特朗普言论的实质是受害者焦点转移，它遮蔽的是真正的受害者的伤痛与公正诉求，收编社会弱势群体进而化解社会不公问题：

　　“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最厉害的手腕之一，就是他深谙操纵受害者之道，他懂得怎么让最不可能是受害者的人相信自己是受害者，其实是在说反性骚扰运动真正的受害者是男性。这种手腕非常强大，你要知道那一刻他讲这些话，会有很多男性产生共鸣，被这条煽动性言论所影响……他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所有男人都被指控了，但他们把这事营造出大家都要遭殃的感觉。”

　　“男性委屈”言论也让我们再次看清了隐藏在社会事件下荒诞且牢固的“男性同盟”。公众号“Sir电影”刊文指出，26万付费会员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公开或试图举报，而由于上传新的淫秽影像的准入机制，聊天室成员有了共同的犯罪证据，所有参与者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同盟。“N号房”实际上是此前许多色情网站被举报关闭后的衍生物。网络非法色情内容的一再死灰复燃让男性得以将罪恶感自我合理化，正如一位此前活跃在某色情网站上的网友所说：“在这网站，女人几乎不被当成人看。因为不会被抓到，在那里待久了，罪恶感自然也会消失。虽然这些行为在一般网站上会被骂，但在这里完全相反，会被当作英雄看待。”

　　“新京报·书评周刊”刊登《韩国“N号房事件”中，26万观看者为何成为“共谋”？》一文，分析了“男性同盟”形成的父权社会基础。文章引用美国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的观点指出，在传统父权制度下，性是女性遭到压制、剥削和恐吓的最核心因素：女性一方面被作为商品在男性（社会）之间交换和传递，另一方面男性通过对女性进行“圣女/荡妇”的二元对立而压制其主体性，保护男性个人及集体利益不受侵犯。至于男性本身，则通过“性”或性表现而收获荣誉，自证男性气质。

　　文章认为，该事件的显著特点在于，作为一个只要认同色情消费和性剥削逻辑即可加入的网络组织，这些网络聊天室实际上抹去了男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其他身份——丈夫、父亲、兄弟、朋友、同事——而仅保留了“男性”这一个身份，这让这些组织比普通的“兄弟会”更“纯洁”，也更“团结”。这也是26万人参与却无人举报的原因。在组织内部，促进男性之间形成联盟、加深共同利益的，就是不断他者化女性，让针对女性的性剥削成为同盟关系的润滑剂。值得注意的是，这不过是男性同盟关系在线上最极端化的展演；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团结”也广泛存在，比如职场中用黄段子驱离女性的“男孩俱乐部”。

　　职场中的“男性同盟”也并不少见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则是这种压迫性的性别权力结构得以维系、针对女性的网络性犯罪不断重演的重要原因。“侠客岛”刊文指出，在韩国现行法律中，针对网络性犯罪的刑罚很轻。《青少年性保护法》第11条规定，持有未成年人性剥削材料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约11.5万元人民币）以下罚金；《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14条规定，对于偷拍与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摄影时得到对方同意，只是擅自散布或出售摄影内容，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2.9万元人民币）罚金。韩国《京乡新闻》援引韩国国会议员表苍园的分析称，虽然赵主彬犯罪性质十分恶劣，但按照现行韩国法律，他最多只能获刑10年。韩国检方要求对“N号房”第二代运营者“Watchman”判处三年6个月有期徒刑。偷拍网站“Soranet”甚至至今都有主犯未被缉拿归案。

　　另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N号房事件”引爆的舆论中再度出现的“煽动性别对立”指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在面对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性别犯罪时过度恐慌，矫枉过正，冤枉了大多数“好男人”。在这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男性和女性同样都应放弃性别对立思维，但应对所有社会不公一视同仁，与所有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行为割席，而非冷漠围观，视而不见。

　　值得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男性开始反思男性在性别权力结构中享受的不合理特权。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刊登《男性视角谈N号房事件》一文，作者指出，“N号房事件”之所以超越国界，在中文互联网内也引起了剧烈的舆论反映，是因为东亚女性群体都在面临相同的困境，而“N号房”则是长久以来对女性的不公和污名的质变爆发。男性处理自己的性欲望需要有一个前提，即自己的快感和满足不能建立在女性的痛苦之上，“N号房”的所有参与者正是无视了这一点，将女性视作被凝视的欲望客体。他认为，在正常健康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应该将女性视作一个和自己一样存在的人；约束自己的意淫和冒犯；在性犯罪面前不再只让女性小心或闭嘴，而是与女性一同联合抵制犯罪行为和犯罪者；最重要的是，给予女性自我决定的权利。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重新审视大型体育赛事的意义与资本逻辑

　　3月22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就2020东京奥运会是否延期问题进行讨论。23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奥委会表示不会组队参加东京奥运会。多国退赛后，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东京奥运会延期或取消。24日，国际奥组委主席巴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电话会议，取得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共识，随后国际奥委会紧急召开执委会，执委会批准了巴赫与安倍达成的协议。随后，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东京第32届奥运会需要改期至2020年后，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举行。奥运火种将留在日本，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保持不变。

　　“现在，我们面临着又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组织举办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这是我们奥运会悠久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众所周知，奥运会是这个在和平年代最复杂的一个活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至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中写道。

　　纵观现代奥运会的历史，这是东京第二次面临办不成奥运会的窘境，东京奥运会也一直承载着日本彰显国力、民族复兴的希望。直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是欧美国家。日本提出申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一方面是为了在体育领域打破西方垄断，树立强国形象，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挽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一落千丈的国际形象，摆出重新“融入世界”的姿态。然而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让东京奥运会的筹备遭遇了极大干扰和国际抵制，日本于1938年宣布放弃主办权。

　　二战后，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再度站起来实现了经济腾飞，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第一次以战后复兴国家的形象重返国际舞台，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沙青青看来，这是“日本崛起”心态转变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对于2020的东京奥运会来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退赛之前，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一直表示“不会延期或取消”，从日本的角度来说经济方面的顾虑不可谓不多。《南都周刊》援引《时代周刊》的数据指出，日本奥运会的筹备已经耗资约250亿美元，达最初预算的四倍之多。据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推算，奥运会延期一年意味着增加奥运会相关场馆设施的维护管理费用，再加上选手重新选拔等必要支出，损失将达到6400亿日元（约410亿人民币）。日本2019年第四季度经济已出现负增长，本来有望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的东京奥运会再一延期，更让日本本就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

　　事实上，奥运会作为一项投资巨大，且具有极大经济效益的活动，它的经济影响早已超越了主办国本身，我们当下熟悉的奥运会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衍生物。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此前在《2020东京奥运会将延期举办：节庆光芒背后的资本逻辑与本地生活》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奥运会正式转型为四年一度的商业狂欢和品牌宣传。彼时里根政府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削减税收和公共支出。在洛杉矶市议会规定用于筹办奥运会的市政支出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情况下，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备彻底商业化，大力吸纳企业赞助，最终实现盈余2150万美元，以“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项目”为代表的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也自此成为大型体育赛事的标配。

　　奥运研究学者朱尔斯·博伊科夫将这种经济模式称为“节庆资本主义”，即把大型体育赛事包装为一个重大节日，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外状态，吸引全民的注意力和消费，以此实现全球资本宣传和商业盈利。

　　文章同时指出，奥运会因其对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成为全球城市竞相争夺的目标，然而这个美好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还是一个问题。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灾后重建、城市复兴”，借奥运会的东风对外宣传3·11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成果，为此不少奥运会赛事计划将在福岛举办。然而有媒体报道指出，由于东京奥运场馆和奥运村建设需求量大，地震灾区的不少重建工程陷入建材和人力短缺，进一步拖住了本就进展缓慢的重建工程的脚步。一位宫城县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负担不起这届奥运会，它只会给东京带来好处。”

　本届奥运会的延期举行无疑打乱了日本政府的所有计划，不过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当下，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住疫情。截至目前，日本当局在防疫方面的措施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的不少质疑。《财新周刊》报道指出，作为在中国境外最先发现首例确诊病例的国家之一，日本本土的日新增确诊病例不曾上过三位数，这与政府设置过高新冠病毒检测门槛、鼓励“轻症者自行居家隔离”直接相关。2月“钻石公主号”大规模集中感染则暴露了日本当局整体防疫措施的漏洞。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京奥运会明确会延期一年之际，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首次提到必要时东京“封城”的可能性，并与25日召开紧急记者会警告东京出现“感染爆发的重大局面”。没有了奥运会临近的掣肘，日本当局目测将以更谨慎的态度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无论如何，我们期待疫情尽快结束，2020东京奥运会将在一年后如期举行，毕竟它对我们所有人——无论是不是狂热的体育迷——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界面文化在《没有现场观众，体育将会怎样：在疫情之下想象NBA与奥运会》一文中所提到的：

　　“观赏性运动承接了重大节庆活动在历史上发挥的功能，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从单调生活中短暂脱离出来的机会，激发人们的激情与活力。同样重要的是，观赏性运动能够起到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能够吸引全球观众的目光，不仅是因为这些重大赛事难得一见，更是因为国家队在大型国际比赛中的优异表现往往让本国观众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