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奇：如何说服一个“分裂的美国”
过去几周，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成为美国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身为白宫疫情应对头号专家的他，除了频繁出现在白宫发布会上，还密集接受媒体采访，甚至登上喜剧秀、接受篮球巨星史蒂芬·库里访谈、与扎克伯格一同做直播，利用一切平台回答公众的疑问。
“我收到3000封邮件，几百个电话，每一个参议员、每一个州长、每一个众议员都想和我说话，而我每天只能睡两到三个小时。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福奇日前如此描述自己近来的工作节奏。他还坦承，媒体上关于自己的报道，95%都没有时间看。
自1984年以来，福奇一直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2019年“谷歌学术”的一项引用分析显示，福奇在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排名中位列第41位。据报道，福奇多年来数次拒绝出任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邀请。
福奇最为人称道的不是他的履历，而是他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传奇经历。从里根时代开始，福奇已经帮助6位总统应对各类挑战。近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福奇畅谈了同每位总统的交往经历——他与老布什“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后者“真诚地想了解艾滋病毒问题”；他和克林顿的关系很好，“但这是非常正式的关系”；小布什的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是“美国总统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奥巴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然而，今天，福奇面对的却是一位十分另类的总统。从参与竞选以来，特朗普为自己打造的形象，始终是对传统公共机构充满怀疑与不屑，这同福奇及其代表的职业科学家形象，颇有格格不入之处。或许正是这种反差，让美国媒体对特朗普与福奇的互动充满激情。
“他（特朗普）是个实干家。他喜欢把事情做成，不想浪费时间。”面对媒体，福奇曾说：“总统非常仔细地倾听我说的话。他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反驳过我向他推荐的东西。”但在疫苗开发时间、治疗性药物的效果、是否要坚持“保持社交距离”等诸多问题上，福奇一次又一次公开纠正特朗普。最“劲爆”的一番话出现在《科学》杂志上，福奇承认自己与特朗普存在分歧，但又无可奈何：“我又不能跳到麦克风前，把他推下去。”
尽管特朗普目前没有流露出弃用福奇的意思，但在狂热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群体中，对他的攻击却在升温。福克斯商业频道的卢·多布斯抨击福奇对实验性药物的态度太过谨慎；右翼网站“Gateway Pundit”指责福奇鼓励的措施“破坏经济”，“无礼的采访损害了总统的形象”。在福奇7年前给希拉里助手的一封信被爆有赞扬希拉里的内容后，保守派的亢奋情绪进一步上升，
自由派则将福奇视为修正白宫“不靠谱”政策的关键力量。此前，福奇连续两天缺席白宫记者会，引发他被特朗普弃用的大量猜测，“福奇博士在哪里？”在推特上成为热门标签。
据美媒2日披露，眼下福奇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消息人士确认，上周他的住处周围已有警察持续巡视。1日的白宫简报会上，福奇被问到个人安全问题时没有直接回答，特朗普则说：“他用不着安保人员，人人都爱他。”
对福奇的矛盾看法，折射出当前美国疫情应对的一大症结——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人们从不同渠道接受信息，对种种客观事实难以达成共识。《名利场》杂志写道：“福奇一直在发动一场战争——一场说服的战争，他必须说服一个多元化、联邦主义、高度党派性的国家认真对待病毒的威胁。”
“他讲话时，德国所有人都在听”
“他是德国的英雄。他讲话时，德国所有人都在听。”这里的“他”指的是48岁的病毒学家、默克尔政府疫情顾问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
“国家的启蒙”“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医生”“病毒教皇”“聪明的皇帝”……看看这些称谓就能知道德罗斯滕有多受瞩目，即使是鼎盛时期的默克尔也没这样的待遇。网络上甚至还有一个德罗斯滕的粉丝俱乐部，称为“Drosten Ultras”。“这是我们的新任总理吗？”德国《时代周报》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德罗斯滕为什么这么火？当去年12月新冠病毒刚在中国被发现时，德罗斯滕及其团队就认为疫情可能暴发，因此很快投入研究，今年1月他在没有拿到病毒样本的情况下首个研发出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的方法。凭借德国庞大的独立实验室网络，他推动德国从一月开始检测人群，从而把最具风险的患者隔离起来。目前，德国每周可以对50万人检测。德国疫情迄今死亡率远低于他国与此有很大关系。
德罗斯滕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农场长大。作为家中长子，他本应接管家庭农场，但20岁时人生轨迹改变了：他进入多特蒙德大学学习化学工程，随后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生物学，两年后他又前往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人类医学。
2000年，28岁的德罗斯滕在著名的伯恩哈德·诺赫特热带医学研究所实习。2003年，他成为非典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并在美国疾控中心之前研发出快速诊断方法。2007年，德罗斯滕成为波恩大学病毒研究所所长，5年后，他领导的小组开始研究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017年，时任柏林沙里泰医学院院长卡尔·艾恩霍普尔希望德罗斯滕来负责该院病毒研究所。在柏林州科学教育部长的帮助下，德罗斯滕被说服了。创立于1710年的沙里泰医学院是欧洲最大的教学医院。对于德罗斯滕来说，这里更有挑战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位身材瘦削、有着一头卷发的专家频频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并很快征服了德国人。德罗斯滕还在北德广播电视台推出新冠肺炎播客节目。第一集的观看人次在2万左右，最新一集已超过50万。汉堡听众汉娜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德罗斯滕教授举止有礼，平易近人，她特别欣赏他坚持以事实说话的作风。他此前曾说“天气回暖后，病毒的传播会减缓”以及“戴口罩无用”，后来都进行了纠正。
不仅德国人、德国媒体把他当作“明星”，柏林驻外记者圈里，他也是最想采访的对象。许多外国记者认为，德国拥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减轻了默克尔的压力，让德国更团结，更有凝聚力。《环球时报》记者最近多次联系采访德罗斯滕，都因他太忙而没有完成。他的助手告诉记者：“教授一直在战斗！”
人红是非多，德罗斯滕的一言一行现在都容易被媒体放大。3月12日，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他的话表示，“德国如不采取措施，将有60%到70%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媒体随即热炒“德国将有数千万人感染”，甚至绘声绘色讲述德罗斯滕与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之间的矛盾。还有人写信，要求他为黑森州财政部长舍费尔自杀“承担责任”。
在重重压力下，德罗斯滕于3月31日宣布，将与媒体说“再见”。他表示，“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也没有做出防疫决策的权力。但媒体传递的信息却是，这些科学家是防疫措施的决策者。”
德国《焦点》周刊称，在不确定的时期，德罗斯滕总有能力以一种易于理解和简洁的方式，用热情、镇静的专业声音来解释极为复杂的疫情。他让德国人从恐慌情绪中平静下来。“德国的幸运。”《法兰克福汇报》这样评价他。
建模专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抛出“群体免疫说”，举世哗然。然而仅4天后，约翰逊政府就改变政策，宣布关闭所有酒吧、餐厅、博物馆等。促使英国政府改变的关键人物，被认为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他带领的团队于3月16日发表建模成果，警告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英国可能会有多达51万人死亡。
巧的是，在英国政府改变的同时，弗格森“病”了。“昨天我感到有些干燥且不停地咳嗽，虽然感觉还可以，但还是选择自我隔离。今天凌晨4点，我发高烧了。”3月18日，弗格森在推特上发文称。前一天，他出席了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防疫记者会。在和网友交流时，他挖苦自己被自己研究和做数据模型的病毒感染了，而与他同时感染的还有6名来自建模团队的同事。
弗格森现在是英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他与首相及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医学顾问保持联系，经常参加政府记者会和电视采访，即便隔离，也能通过网络与政府官员和媒体保持沟通。
弗格森出生于英格兰风景如画的湖区。他在牛津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生导师约翰·惠特曾说，“他是我最好的研究生之一。”但有一天，弗格森说：“约翰，我认为我不够聪明，无法继续做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弗格森决定将他的建模技术应用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并很快为该领域的顶级科学家罗伊·安德森工作，后者于2000年底将他的传染病专家团队从牛津大学带到帝国理工学院。几个月后，他们被召集应对口蹄疫。
这段履历牵涉一段恩怨。3月24日，牛津大学教授古普塔发布报告，称可能有一半英国人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并对政府无条件采纳帝国理工的模型感到吃惊。弗格森则说，他不认为牛津大学的模型与观察到的数据一致。有媒体提到，2000年帝国理工从牛津挖走80位科学家，其中有罗伊·安德森，他还带走了弗格森。而安德森离开牛津前，因错误指控古普塔靠不正当手段获得某项工作而辞职，最后向古普塔赔偿1000英镑并道歉。
实际上，在此次疫情暴发前，弗格森并非无名之辈。作为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顾问，弗格森从事了自非典到禽流感、寨卡病毒等一系列流行病的研究。早在2001年，弗格森率先通过数据模型对英国口蹄疫疫情做出判断，认为必须宰杀境内600万头牲畜。最终英国的口蹄疫消退，而弗格森也成为一位明星学者。弗格森的新冠疫情预测报告在学术界引起不小争议，一些科学家称“主要假设和估计似乎被夸大了”。不仅如此，他2001年的口蹄疫建模报告也被认为存在疏漏，导致宰杀扩大化，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3月底，弗格森的团队向国会更新了疫情分析，认为如果继续严格的防疫政策，死亡人数能控制在2万之内。其实对弗格森而言，他的数据建模能否被采纳不是他能控制的，他最近在推特上写道：“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策略，这是合理的政治和社会议题。科学家需要关注的只是数据告诉我们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些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