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此行最大的目的是试探中国政府在新界土地租约问题上的态度。因为根据中英1898年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只是租借给英国99年。70年代末，香港精英阶层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时，渴望对20年后到期的新界租约问题有一个答案。

　　让被割让的香港和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所以，尽管此时的中国刚走出十年浩劫不久、刚刚结束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忙于拨乱反正、着手改革开放。但是，当新界租约问题突然被抛出来时，正面对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马上研究香港的问题、思考香港的前途，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

　　从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1984年9月，中英两国谈判代表团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中英谈判进行了整整两年。谈判之所以艰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的利益和香港的前途着想，既要恢复行使香港的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比中英谈判耗时更长的是，历时近五年的基本法制定过程。在“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一个月的1985年6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据当时最年轻的委员、香港劳工界代表谭耀宗回忆，起草委员会不仅有40%的香港各界代表，还多次到香港调研，听取香港社会的声音，纳入不同界别的主流意见。为增加香港民众参与制定基本法的机会，中央政府还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囊括了香港工商界、金融地产界、法律界、专业人士、传媒界等十多个界别的180名委员。可以说，基本法的起草有着扎实的群众和社会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我们抚今思昔，回顾香港基本法诞生的历史背景和艰辛过程，还能感受到中央政府以及香港各界人士对于香港前途的良苦用心。香港基本法不仅成功地将“一国两制”这一中国原创的制度构想用法律的语言表达出来，更为香港的顺利回归提供了根本遵循。不仅如此，香港基本法还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它凝聚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香港回归后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以及作为其法律化、制度化的香港基本法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紫荆》杂志上刊文指出，“30年来，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创造了稳定有利的氛围，让香港持续不断地发挥其独特优势，贡献国家，走向世界……香港是在基本法下蓬勃发展的国际商业金融中心。”

　　然而，香港回归后的现实也表明，“一国两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考虑到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创伤，考虑到美英等西方国家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现实考量，这并不足以为奇。只是在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一批不明所以的青少年在居心叵测分子的怂恿下走上暴力犯罪的歧途，香港的前途令人担心。

　　香港如何才能走出困局？唯有全面准确地贯彻好“一国两制”、落实好基本法。当年中英谈判时，英方虽手握香港经济的筹码，但中方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如今贯彻“一国两制”，也需时刻牢记“一国”是根本、是前提，只有“一个国家”得到坚定保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能成功施行。而落实香港基本法，不仅要准确认识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强调宪法是基本法的“根”和“源”，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一部分，还要完善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例如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有责任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但香港回归祖国已进入第23个年头，23条立法竟迟迟未能完成，这一法治短板也是香港这个法治社会当前面临严峻复杂局面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特别指出，“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我们坚信，只要沿着基本法设计的康庄大道坚定前行，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