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Plus客户端4月14日消息，2019年3月28日，珠海拱北口岸，外逃他国近17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于善福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故土一别17载，虽然陌生，但他倍感亲切，终于如释重负。“在国外即使有钱，但心没有归属。中国是法治国家，回国投案才是最好出路。”他说。

　　于善福是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健力宝饮料风靡一时，被誉为“东方魔水”“民族饮料第一品牌”。然而，由于当时该公司内部监管制度不到位、制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公有资金沦为部分管理人员私产。

　　2000年6月，于善福伙同公司有关领导以提高福利名义，从工会账上开支人民币1141.385万元，用于购买人寿保险。其中，其个人缴纳保费191.85万元，预期效益222.45万元，分占保险公司保费回扣奖励金8.68万元，涉嫌贪污罪。

　　2002年9月，于善福被立案侦查，但他在被查1个月前便已潜逃，销声匿迹。

　　于善福是怎么出逃的？漂泊海外10多年，他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办案人员又是如何将其成功劝返的？近日，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于善福及该案经办人员，还原于善福案件及其回国背后的故事。

　　侵吞公款出逃，母亲去世也不敢回国送终

　　作为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一手提拔的大将，于善福的事业可谓顺风顺水。他为何不惜自毁前程，伙同公司有关领导用买保险的方式侵吞公有资产？

　　面对记者，于善福说出了藏了17年的“秘密”。

　　2000年左右，健力宝面临转制，当时公司账面上有5000多万元职工福利资金，于是有人提出以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给全体职工发福利。但执行时，政策却走了样：只给于善福等5名公司高层买了保险，其他几百名员工却未能享受好处。

　　等到该案东窗事发，于善福早已“人间蒸发”。

　　于善福去哪了？根据前期调查，专案组发现于善福在南太平洋某国有房产，且其妻子、儿女也都移民过去了，故推断其藏匿在该国的可能性极高。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专案组一直无法准确掌握于善福在当地的具体情况，侦办工作迟迟没有进展。

　　“跟一般意义上的‘仓皇出逃’不同，他其实是‘有准备的’举家移民。出逃前，他国内的亲属基本都移居海外了，出逃后又故意断了跟国内的联系，增加了侦办难度。”该案经办人员、佛山市三水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曾军说。

　　另一边厢，出逃看似“顺风顺水”的于善福，在海外其实亦倍感艰辛。

　　“在外面17年，日子很难过……”回忆起海外生活，于善福总把“难”挂在嘴边。他说，最开始靠以前的积蓄生活，后来为了养家，跟朋友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公司为了省钱没有招员工，凡事需自己亲力亲为，“非常辛苦”。

　　最难的是沟通。于善福说，他不懂英文，交际圈很窄，只能在华人圈活动。“我想开车，但中国的驾驶证到当地只能用1年。考试的时候，不懂英文就非常难，我花了2年时间，考了3次才考到。而且，我也不懂他们的交通规则，处处都很难。”

　　生活的苦，咬咬牙或还能坚持。内心的恐惧，常让于善福无法入眠。

　　在国外期间，于善福长期关注国内新闻，熟知中央追逃办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更深知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和态度。“我的心没一天安定过，天天晚上睡不好，总有一团气堵在心口。我无数次想要回来，但又不敢回来……”

　　外逃这些年，生离和死别于善福都经历了一遭。2016年，妻子回广州治病，他担心被抓，不敢陪妻子回来，只送她到机场。“我们分手的时候都在哭。我怕她不认路，加上年纪又大，又有忧郁症……”于善福还谈到，他母亲2015年在国内去世，得知消息后，他也不敢回国送母亲最后一程。

　　“在国外哪有那么好，真的好惨的！”说到这，于善福长叹一口气。

　　线索中断16年，从其儿子口中找到突破口

　　当于善福在海外备受煎熬时，大洋此岸的专案组也在为查找其线索四处奔走。

　　时间来到2018年。当年3月，《监察法》颁布施行，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主办机关。三水区纪委监委由此扛起于善福案追逃追赃主办责任。

　　“当时手头的线索非常有限，加上又断了16年，非常难查。后来，发挥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优势，我们协调了公检法、外事侨务、金融等部门纳入追逃追赃成员单位，合力对于善福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等再次全面起底。”曾军回忆。

　　在一次反腐败协调小组扩大会议上，一条关键线索终于浮出水面。

　　“会上有人说，听说于善福有个儿子时不时回国内参加同乡会的一些活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后如获至宝，马上找准了目标。有活可干了！”谈及当初找到案件突破口，曾军仍难掩兴奋。

　　专案组经排查，发现于善福儿子常往返珠海等地。

　　专案组几赴珠海，开始与于善福儿子正面接触。但一开始，对方非常抵触。

　　“他就说，我老爸的事是我老爸的事，跟我无关！他在哪里我也不清楚，我们多年没联系了。”曾军回忆，对方最初不但不配合，且不时打探专案组底线、查办进度。

　　“都等了这么多年，我们并不急。就告诉他，按照《监察法》相关规定，如果涉嫌包庇窝藏，我们可以依法对他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曾军说，另一方面他们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其父“与其继续逃亡，客死异乡，不如早点回国，争取宽大处理”这一道理。

　　精诚所至。2018年底，于善福儿子最终表态，愿意配合劝返工作，并将其父在国外的住址、工作和生活动态等情况告诉了专案组。

　　通过其子“传话”，专案组和于善福取得了间接联系。

　　消融思想坚冰，日拱一卒歧路人迷途知返

　　2019年正月初九，当着专案组的面，于善福儿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16年久久为功，一茬茬办案人员心血，专案组终于与于善福取得联系。

　　专案组通过于善福儿子转达了当前追逃追赃的形势和坚定决心，向于善福介绍对主动回国投案人员的从宽政策，持续做其思想工作。

　　积胜势于点滴，于善福的思想防线逐渐松动，终于表示“肯定回来”，但又说，公司需要时间注销，希望能等等。

　　接下来的日子，双方通过于善福儿子不断沟通、拉锯。这样到了2019年3月15日，当天于善福藏匿的地区发生枪击、爆炸事件。专案组第一时间通过中间人捎去问候，令他深受感动，当即决定择日回国投案自首。

　　13天后，于善福如期回国。“见面时，我说我等这刻等了很久了。我要感谢组织，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回忆回国当天情形，于善福依旧激动。

　　采访最后，于善福直言回国后思想负担少了，睡眠好了，体重也增加了。“我在外面确实有很大思想负担，回来之后很踏实。看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是吧？”他说：“希望那些还在潜逃的人，跟我一样，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