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青岛6000余名密接人员名单被泄露”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据媒体报道，因出现院内感染病例，有过青岛胶州中心医院接触史的人员被密切关注。随后，一份包含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胶州市中心医院往来人员“名单”在网络传播。名单涉及个人隐私，泄露或存安全隐患。胶州市中心医院及胶州市公安局日前均表示，已对此事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有新进展。

　　相关文件显示，这份被泄露的名单包含胶州市12个街道、乡镇共6685人的信息。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个人详细居住地址及就诊类型等都被“事无巨细”公开，在这样的信息“曝光”下，涉事人员几乎成了“透明人”，个人隐私遭遇粗暴侵犯。

　　目前还在疫情期间，如此明目张胆地信息泄露，很可能带来次生危害，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歧视。因此，针对此份信息到底是如何泄露的，当地显然该介入彻查到底，并依法追究相关人等的责任。

　　实际上，疫情期间个人信息被泄露事件频发。疫情暴发之初，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信息就被泄露；益阳市赫山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舒某某等人将属于内部工作文件且涉及多人隐私的调查报告，转发给无关人员进而传播至微信群，被立案调查；2月初，天津一女子因泄露涉及疫情的公民个人隐私，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七日……

　　诸如此类的案例，警示对涉疫公民个人隐私的泄露现象，必须要有足够的警惕和有效防范。与此同时，这些行为也已受到严肃处理，也再次重申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

　　即便在疫情特殊时期，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不容侵犯。因疫情防控需要而采集的个人信息，并不等于可以随便公开。在必须公开的涉疫信息与必须保护的公民个人隐私之间有一条清晰红线，不能以任何理由混淆。

　　这方面，尤其是信息采集和登记方必须做到“守土有责”。

　　拿胶州的这起案例来说，数千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不管具体过程如何，源头的信息保护责任可能难辞其咎。

　　公开信息显示，胶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曾发布公告称，因胶州中心医院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防止疫情扩散，3月24日至4月8日期间内，以任何方式（如就诊、住院、陪护、探视等）去过该院的居民，立即到居住地辖区（社区、村居）做好登记。

　　换言之，这些信息的采集方很可能是社区、村居等登记部门，它们是如何被“汇总”泄露的，到底是个别“内部人员”的疏忽大意，还是信息保护系统存在漏洞，都应尽快查清并严肃追责，及时回应社会疑虑。

　应该看到，公民配合疫情防控需要，主动登记个人信息，这本身是为防控大局而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对公民的这种配合积极性以及权利让渡，每一个基层的经手部门都理当展现出对等的信息保护努力。

　　这既是对公民权利的应有呵护，实际上也是确保有效防控和社会动员效率的基本要求。不夸张地说，疫情特殊时期，不把公民个人信息当回事，其危害性不仅体现在一般语境下的对个人信息的侵犯，也更是在伤害防疫“大局”，必须有效杜绝。

　　一再发生的涉疫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也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了个醒。不管是已经采集的个人信息，还是未来还需要的常规采集、登记，都该为对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管理加一把“安全锁”。

　　疫情时期，必要的信息登记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但这个过程中，也该给社会传递更多的信息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