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是西方圣诞节前的平安夜，相当于中国的大年三十。
就在今天凌晨5时许，中国著名运动员孙杨的律师团向媒体散发了一份声明，表示已经收到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回函。
针对孙杨提出的“诉CAS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表示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涉及孙杨禁赛8年的裁决，此案将被发回重审。
也就是说，孙杨赢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WADA下达的禁赛8年“监狱大门”并没能关上。
对于孙杨的律师团队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可以开心地吃着圣诞大餐过新年了。
孙杨案阶段性胜利的突破口，出现在CAS法庭的组成人员身上。
据《纽约时报》等外媒报道，CAS审理孙杨一案的主席——意大利人弗朗科-弗拉蒂尼因为涉嫌文化误导和种族歧视，可能对孙杨本人的仲裁缺乏公平性，导致其不适合担任仲裁法官的职务。
而证明这一切的证据，来自于弗拉蒂尼的社交媒体——推特。
从其发布的内容来看，弗拉蒂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狗奴”，其对玉林狗肉节等中国文化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态度，成为了孙杨团队击破CAS围墙的攻城锤。
感谢玉林狗肉节
今年5月21日，新浪体育就发布过文章，分析了孙杨上诉翻案的可能性。
到2019年3月底，被上诉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CAS审结案件中，有12起案件被推翻或者取消。
据ESPN统计，平均下来每年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只有1个类似案件的上诉能够成功，这一类案件上诉的总体成功率仅7%（整体个案数量在150-170左右）。
想想前不久俄罗斯奥委会遭受的2年禁赛延期处罚就可知道，孙杨律师团队这次能够让CAS吃瘪，堪称一个奇迹。
按照《瑞士私法法典》PILA190条第2项，违反以下5款的，可以取消CAS的裁决。
该五款的内容是——
A、被任命的法庭仲裁员不具有适当资格、或者仲裁法庭的构成不合理；
B、仲裁被认为出现管辖错误，或者拒绝接受管辖的；
C、仲裁超出请求范围，或者未能就请求作出决定的；
D、当事人没有被平等对待，或者当事人的陈述权在仲裁过程中遭受侵犯的；
E、仲裁不符合公序良俗。
以往的12起胜诉案例中，6起是针对B款进行了上诉，也就是“管辖错误，或者被诉者拒绝接受管辖”，因而翻案。
本次孙杨案之所以会出现转机，主要是因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程序违法”。
孙杨的代理律师团找到的证据是——担任此案的CAS仲裁主席，意大利人弗拉蒂尼曾多次在推特上发表过对中国动物政策和玉林狗肉节不满的言论，他们认为此人有种族歧视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很可能影响到他对孙杨这样一位出身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法律判断的公正性。
玉林狗肉节又名玉林荔枝狗肉节，是在中国广西玉林市民间自发形成的节日。
每年夏至（6月21日或6月22日），当地群众便会按历史形成的习俗，大量食用荔枝和狗肉。据BBC报道，每年的狗肉节上约有超过1万只狗被宰杀食用。
玉林狗肉荔枝节被动物保护主义者渲染后，经常在外媒上成为攻击中国的武器。
法国人对鹅肝酱的偏爱，是否建立在对鹅的虐待上呢？因纽特人可以吃海豹；日本有屠戮鲸鱼的电影《海豚湾》。
对于动物的态度，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就是在西方，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也是受打击的对象。英国警方和美国FBI，甚至将一些动物保护极端主义，列为和ISIS相同的恐怖主义团体。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饮食习惯的尊重，其实也是一种西方普世价值的体现。只是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下，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族群的需求和历史习俗，往往会被忽略和压制。
那么，CAS审理孙杨案件3人仲裁小组的主席弗拉蒂尼究竟说了什么呢。对此，网友们也进行了总结。
2018年，弗拉蒂尼曾发推，称“那些杀狗的野蛮残忍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下地狱”。
他还曾在2019年6月2日称一名疑似在虐狗的中国男子为“残忍的黄皮肤”，并称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记住中国这一残忍的形象。
将一个人的个体行为，推导为所有中国人的行为，并且提到了“肤色”，这种言论，已经属于种族歧视范畴。
因此，孙杨团队提供的，关于弗拉蒂尼个人的关键证据，触碰了西方最敏感的道德红线。
三观有“污点”的审判官，其作出的相关判决，无论事实上的对与错，都已经违背了最重要的程序正义。
所以，CAS的整个仲裁大坝，都因为弗拉蒂尼个人的道德纯洁性遭受质疑而坍塌。
孙杨案被打回重审，也就理所应当了。
除此之外，在CAS法庭上，孙杨方面提供的证据和提供证据的过程确实也遭到了不公正对待。
比如被孙杨方面投诉的听证会翻译问题。
当时听证会指定WADA一名雇员为现场翻译，但WADA却在听证会上和裁决书中，隐去这一关键信息，让不少人以为是孙杨方面准备不足。
翻译是案件相关方——原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工作人员，这本身已是有问题的，其翻译水准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且经常打断证人。
据统计，在证人的交叉询问环节中，有47%的内容被翻译错误“污染”，或严重到足以引起不公正的暗示的程度。
此外，WADA在药检程序上（现场有无关人员，不携带正规证件）明显具有瑕疵，但是CAS却选择忽略这些瑕疵，认为是约定俗成。
这些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因为现在仲裁团主席的个人污点，愈发无法被忽视了，也让孙杨案件迎来了转机。
辛普森的故事
程序正义一直是西方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程序正义不同于实体正义，它主要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程序；是对法官和当事人的一种形式性道德约束，属于“看得见的正义”。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人，人性的本质是恶的，因此谁也不能保证掌握司法权的警察、法官等不滥用权力。
这就必然要求设计一种合理的程序对权力的运用做出限制。
孙杨的翻盘，很像美国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当时警方存在取证的程序正义问题，还被辩方抓到了关键证人——逮捕辛普森的白人警察——过往有“种族歧视”和“纳粹崇拜”的道德污点。
最终，被广泛认为有罪的辛普森被无罪释放，此案轰动全球。
通过辛普森一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收集证据的方式的合法性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寻求案件真相、把罪犯绳之于法。
此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正是栽在了程序正义上。
弗拉蒂尼的个人缺陷，不光有可能改变这次判决的结果，还将对CAS选择法官的严谨性、权威性和公正性造成巨大的打击，他们未来必定会遭受外界更多的质疑。
该法庭未来的用人，将受到各方拿着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值得注意的是，孙杨案究竟是以PILA190-2-A款——“被任命的法庭仲裁员不具有适当资格、或者仲裁法庭的构成不合理”为理由驳回。
还是以D款“当事人没有被平等对待，或者当事人的陈述权在仲裁过程中遭受侵犯的”为理由驳回，目前还存有争议。
不过，每一起向瑞士联邦法院上诉成功的案件，都会成为经典案例。
势必会对今后CAS仲裁庭的构成和审理模式，造成重大影响。
奥运“拖”字诀
孙杨原辩护团队在此前和CAS的攻防中，尽显业余：庭审现场翻译不到位，抓不住重点；事后甚至攻击检验人员私德有亏。不光输了官司，在舆论形象上更是一败涂地。
更换了新团队的孙杨方面在上诉一事上明显转趋低调，个人也不再公开发声给舆论炒作的机会。
新的辩护团队最终找到了一个瑕疵，攻其一点，形成翻盘。
显然，孙杨当下的律师团队对于相关诉讼技巧的掌握相当娴熟。
本着为当事人争取最大权益（孙杨需要继续体育生涯，尤其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原则，采取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措施（通过专业法律技术，正面击破裁决程序漏洞实现判决撤销），而不是做什么无罪辩护，甚至用其他中国特色的手段。
据了解，此次孙杨花天价请到了国际王牌律师团队——瑞士博朗律师事务所。该律所曾助俄罗斯39名运动员向CAS提起上诉，最终28人禁赛被撤销，另外11人也缩短了禁赛期。
毫无疑问，这笔钱花得值。
此次推翻CAS的判罚，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组织新的仲裁庭前，孙杨暂时可以继续参加比赛了（不过因疫情的客观原因，事实上无法举办任何国际比赛）。
当然，也存在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成功后，发回CAS重审后依然失败的案例，比如阿根廷网球运动员奎勒莫-卡纳斯就在2007年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CAS和WADA在判决出炉后，立刻表示将在2021年2月20日重新派出新的裁决团，审理孙杨的案子。
但对孙杨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赢得了时间。
所有人都知道，东京奥运会将是孙杨的最后一届大赛了，他的职业生涯即将在奥运之后落幕。
目前孙杨新团队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让他能够顺利参加东京奥运会，也就是说，无论重审的结果如何，这个判决最好尽可能晚的出炉。
说得直白一些，如果CAS明年8月之后依然判决孙杨禁赛，那时奥运已经结束，孙杨很可能会选择直接退役。但那样的退役方式，和无缘奥运的退役，可是有天壤之别的。
对孙杨穷追不舍的WADA，下一步的行动，就是重新组成符合程序的仲裁庭。该机构将从头对孙杨在2018年9月的兴奋剂检测中涉嫌的“违规行为”提起诉讼。
如果把正经历此案的孙杨形容成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这一次胜利可能仅仅是通过了东岭关，后面还有洛阳、汜水关、荥阳、滑州。
WADA的“追杀”不会停止，而通过孙杨事件，也给国内体育和法律界的相关人士们上了一课。
从孙杨案和俄罗斯被禁赛可以看出，体育并不是像当年东西方冷战一样，两派互相敌对势力的较量。
与其把自己想象成注定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角色，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吃透规则、熟悉法律上面。做到了这一点，无论你的国籍是什么，获胜的机会都是相同的。
现在看起来，奥运会推迟一年，对于孙杨来说，倒很可能是一件好事了。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