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应该说，职业教育的改革探索，正在为整个中国教育蹚路。链条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更容易突破，教育也不例外。想要在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肯定难度不小。因为大多数重点学校的学生和家长都寄希望于孩子考北大、考清华，校长和老师的压力大，改革的余地太小了。反观职业教育，在中国一度处在边缘化的状态，改革受到的干扰和干涉就少得多，更容易出新的成就和大的成就。就像日本的教育改革图书《窗边的小豆豆》里的主人公，她本来是被传统学校教育淘汰的，最后经过小林校长在特殊学校的创新教育，她最后成长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职业院校的学生们本身是中国这套以考试为判别标准的制度下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容易认识到：“考试和分数什么都说明不了，在企业和职场的表现才是一切”的道理。这样，我们就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条新的人才培养道路。
中国青年报：针对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您认为还可以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陈宇：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可以从一些枝节的、局部的范围改起，逐步再进入到制度化建设的阶段。这个制度化建设，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企业和学校应该建立起“三位一体”的办学机制。在校企结合、工学一体的环节，政府应当起主导作用。德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学校、企业的真正结合，使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
第二，各地各级职业教育体系和地区、地方产业体系要逐步做到同步建设。职业教育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建设、发展，一定要和国家的产业调整、地区的产业建设紧密结合。特别是和地区、地方的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真正和地方经济紧密结合。
第三，要建立起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职业教育多元经费保障制度。我国的职业教育过去没有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经费投入一度相当不足。近几年，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把职业教育、或者至少一个部分的职业教育，比如中等职业教育或者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体系。我非常支持。除了政府投入之外，还要努力倡导和鼓励加大民间投入力度，包括企业和社会的投入，大家来共同构建一个多元的经费保障体系。
第四，建立起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培育中间阶层的劳动人事制度。职业教育能否成为整个教育的新重点，能否拥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否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技术技能工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熟练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如果工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下，职业教育永远不可能成为有强大吸引力的教育。为什么在欧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基本不存在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道理很简单，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孩子中学或大学毕业了，去当个工人，或者当个售货员，他们的家庭和家长没有什么不满意。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工人这支队伍是中产阶级的主体。我举个例子，在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平均年薪是15万美元，但是在政府、在白宫，像我这样一个司局长级别的人，年薪也只有8万到10万美元。所以，谁多念点书没什么了不起。社会地位没有太大差别。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近年来美国和英国发生较大社会动荡，主要原因也是这一阶层利益受到损害。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在我国建设一个以高技能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应当是我国新的劳动人事制度的目标。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