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观察家，作者：李俊

军备竞赛的本质，是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博弈，各方层层加码，以至于过度投入资源到浪费甚至是极端的程度。教育军备竞赛，最终带来的是教育的内卷化、和我们所看见的焦虑的家长和不堪重负的孩子。

在城市里，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焦虑正在与日俱增。前段时间，一个以“教育，我们这一代父母的迷茫”为主题的演讲刷屏网络，演讲者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储殷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四年级小学生的爸爸。他以大学教授和家长的双重身份讲述了他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焦虑，并质疑现行的教育改革，“我宁愿我的孩子回到传统的应试教育时代”。从对这个演讲的回应来看，许多城市家长都认同储殷的观点。家长们一个普遍的感觉是，教育改革是失败的，造成当今教育恶性竞争不断增加、教育焦虑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教育政策的失误。

作为小学生家长，我对这种教育焦虑感同身受，在实际上也卷入到这个激烈的教育竞争之中。但对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思考。我认为：当下教育竞争和教育焦虑的不断增加，教育政策恐怕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的变化才是其真正的根源。其中，家长的变化至关重要。

教育竞争和焦虑的不断增强：真的是政策原因吗？

储殷认为，教育竞争日渐激烈的原因是教育减负政策的失败，并讲到：“我的小学是无忧无虑玩过来的，现在我的孩子每天放学非常自觉地上辅导班，写作业，为成绩焦头烂额，这就是减负的结果吗？”

这也许是最能引起家长共鸣的部分，初看起来，教育减负的改革确实失败，不仅没有通过在校时间的减少降低学生的负担，实际上，反而让各种学习班和辅导班在市场上“风生水起”，使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不断加码。

但更进一步想，这种情况究竟是教育减负政策造成的，还是家长们共同做出的选择？如果说是因为减负的政策，可幼儿园阶段并没有减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多数公立的幼儿园都没有开展多少识字、运算等方面的训练，但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孩子在幼儿园放学后去参加各种培训班？这变化的背后究竟是政策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在中小学阶段，作业的不断增加，难道真的是减负造成的吗？正如储殷所说，自己在小学时“无忧无虑”，这说明当年学习的负担并不重，怎么学生负担这么重呢？政策条文里并没有“增负”的内容，难道仅仅是“减负”执行得不到位，就会变成“增负”？

真正变化的，其实是社会和家长。

教育竞争的加强，反映了社会竞争在加强

首先，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有着比较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它并不是无根之木。这一现实的核心在于，教育竞争反映了教育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家长们都如此在乎子女的教育。在大多数农业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教育竞争，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务农是终身从事的职业，读书没有用；在当代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读书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那么多需要很高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岗位，读书还不一定有做小买卖合算；在收入水平差异很小的地方，教育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基础教育阶段“放养”的比例就比较高；只有在那些社会差异较大、社会流动性较强、必须通过知识和能力才能得到好工作的社会，教育才尤其重要。

研究显示，在当代社会，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与社会的收入差异成正相关的关系，收入差异越大的国家，其教育竞争越激烈。下面这张图就展示了校外补习的参与率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正相关情况。

▲ 注：横轴为各国校外补习参与率；纵轴为各国收入前10%家庭在全国税前收入中的比例。回归曲线采用线性形式。数据来源：作者根据Th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相应数据计算不平等指标，根据PISA 2015相应数据计算校外补习参与率指标。 © 杨钋：《经济不平等时代的校外教育参与》。

家长们读书的时代，社会阶层分化远不如今天，收入差异很小，教育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很小，因而教育竞争也不那么激烈。但是到了今天，社会收入差异较大，学历层次的差异、毕业院校的差异和专业的差异都会带来未来就业岗位和生活机会的差异，教育竞争就举足轻重了。这自然使得家长们竭尽所能，通过校外补习、竞赛、学区房等种种手段为子女在教育竞争中争取优势地位。对家长来说，和先前相比，教育确实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家长自身的成功经验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针对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市场的快速发展、教育培训机构不断鼓吹超前竞争和营造教育焦虑的做法，对教育军备竞赛的日益激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这个市场也有家长们对子女教育不断增长的诉求这样坚实的基础。

在“80后”读书的时代，改革开放起步不久，很多父母的思想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且受制于自己成长环境及教育水平，对教育一知半解，孩子常常是“放养”状态；在“90后”成长的时代，中国经济已经起飞，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作用，对子女的教育逐渐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部分父母开始对教育有了更加长远的规划、并更早地介入子女的教育中。

▲ 艺术家任曙林镜头下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

在“00后”成长的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成熟，而这一代孩子的父母，大部分人从教育中获益匪浅，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深知教育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以更加认真甚至是专业的态度来规划子女的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向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机会。

而到了2010年代，这一趋势进一步延续，在社会竞争的大背景下，考虑的不仅是“我的孩子要有好的教育”，而且“我的孩子必须胜过别人”。教育竞争的局势更加激烈，教育军备竞赛逐渐形成气候。军备竞赛的本质，是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博弈，各方层层加码，以至于过度投入资源到浪费甚至是极端的程度。教育军备竞赛，最终带来的是教育的内卷化、和我们所看见的焦虑的家长和不堪重负的孩子。

教育的理念

过去的经验不仅塑造了家长们对于教育与成功的关系的理解，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家长们对于教育和成长本身的理解。

我们这一代家长，多数都经历过中考和高考的洗礼，承受了较为沉重的学业压力，且学校规定的学习时间已经侵占了自己闲暇和自由探索的时间，我们曾经习惯于在外部环境的重压之下学习，即使是学习的兴趣并不浓厚，也仍然依靠坚持和刻苦来克服困难，这样的学习经历尽管帮助我们渡过了当年的难关，但也塑造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限制了我们对于教育的想象力。

这里面有较为片面的知识观——理论知识比实践能力重要，数理逻辑和记忆能力比审美和同情心重要；也有对于个体过于单一甚至粗暴的评价逻辑——考试的成绩是判断学生成功的唯一指标；有过强的竞争的逻辑、等级的观念——学生之间的排名至关重要，一定要比其他人更好，而忽略了同伴之间的合作；有很强的工具主义的逻辑——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价值被极大地挤压了，而知识仅仅是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如果用当前流行的话语，这是就所谓“小镇做题家”的思维方式。

这种教育经历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此刻的生活和学习的意义几乎总是为了达到未来的某种状态（进入大学等），学习本身的意义被严重地消解了。

在这样的观念塑造之下，家长们对于子女教育的意义、价值和功能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被框定在了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中，从而很难再想象另一种教育的可能，几乎只能将自己当年受教育之模板复制到自己子女的身上，这是当前大部分家长的教育观。

然而，也有一部分家长认识到了传统教育的局限，在他们孩子小的时候，发誓“不再让孩子再受我当年的罪”，坚持“快乐教育”。但到了孩子真正上学的时候，发现快乐教育的孩子在识字、背诗、算术、才艺上比不过同学，成了班里的“待发展学生”，感到对不起孩子，又重新回归到传统简单粗暴的做题方式——哪怕内心里并不真正认同。

因此，社会和家长的变化，也许才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教育中最重要的变量。

内卷化：加大投入，就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吗？

“内卷化”这个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格尔茨在对爪哇农业的研究中，后来“内卷化”被黄宗智引入对中国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即由于边际效应递减，在农业上增加投入，只能带来数量而非生产率的增长。在教育的投入上，也存在着“内卷化”的倾向。

很多家长认为，为了子女能上好学校，应该尽可能让他们在课外多学，即使这样对孩子有些负面的影响，但既然大家都这样，我们也只能如此。如前所述，这一观念背后有着扎实的社会现实基础，家长的行为有外在的合理性。

但是，这一合理性，即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更超前、更大量地进行课外的学习，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规律出发，孩子的身心发展和学习成长是有规律的，不按这个规律来，这种校外教育的大量投入，并不一定能收获和投入相应的效果，还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看，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很好了，而课外学习时间则真的是太长了。根据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研究，中国15岁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上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的校外学习时间也最长。同样以学习压力大、强度高著称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每周的课外学习时间也比我们少5-10小时，而成绩并不比我们差多少的芬兰，其每周课外学习时长却比我们少20多个小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期的过程，许多行为和做法在短期内也许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但在学生成年之后，那些当年播下的种子会逐渐结成果实。我们现在无法了解当下的教育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但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提供了一幅未来的可能图景。

卢金诺夫和海特在分析美国当下教育问题的著作《娇惯的心灵》中指出，由于“直升机父母”的过度保护、通过充分利用孩子所有闲暇时间来实现精心栽培的“精密教育”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玩耍的消失（以及其他社会原因），1995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在进入大学之后，已经呈现出过度敏感和脆弱的受害者心态，以及过于追求情感上的舒适等“娇惯”的品质和观念的谬误。

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但近年来逐渐增加的网瘾和青少年自杀等现象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警钟。即使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预测，越来越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也必然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尽管这仅仅会以某种概率呈现出来，当它发生在具体的家庭中时，这种概率就会转化成确定的伤害。

▲ 2017年，江苏南通一12岁女孩坠楼身亡，一份疑似女孩儿留下的遗书被网友们转发。遗书内容写道“天天作业作业的”。 © 中国江苏网

在当前的社会竞争下，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样的军备竞赛和无尽的消耗，离教育的真正意义越来越远。“内卷化”的概念又意外地流行起来，用来描述当下的社会状况，相比于引入的时候，它的意义已经有了少许漂移，用作家维舟的话：“它虽然也隐含着‘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层意思，但真正在意的却不是整个体系的效益和转型，而是身在其中的个体主观的感受：一种人人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很忙很累，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的困境。”

在教育领域，人们似乎也没有逃过这个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