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阿钦地区使用了有“炸弹之母”之称的GBU-43大型空爆炸弹，号称是为了摧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该地区的隧道和洞穴系统。然而，当地人发现，“炸弹之母”对家乡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自那以后开始得皮肤病，还有很多孕妇会不明缘由地流产”。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地人有一个习惯，外出时会随身携带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血型和家人的电话号码。
这是一种身份标记，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因为人们每天都可能因突如其来的汽车爆炸、枪击、空袭丧命，这样可以防止成为一个无名死者。
战争主导了阿富汗人过去40年的生活。在阿富汗讨论战争、死亡、塔利班、恐怖袭击就像讨论天气一样稀松平常。年轻人的童年是在坦克残骸里度过的，外出者最大的企盼是晚上能活着回家，每一个家庭都能讲出生离死别的故事。有人甚至将火箭弹的空弹壳插上鲜花，变成一件饰品，喀布尔人称之为“火箭花”。
新冠疫情暴发后，大部分国家的人养成戴口罩的习惯，有些阿富汗人外出时也会戴上口罩，但更多是为了防范烟尘。连年的战火让城市里的每一丝空气都混杂着灰烬，连食物都带着火药味儿。
“如果不戴口罩，半小时后鼻孔就会被黑色物质填充。”28岁的当地青年佳蓝·巴泽旺（BazwanJalal）告诉《凤凰周刊》，这一部分是空袭爆炸留下的残余，另一部分是人们在冬天为了取暖而焚烧劣质木材和塑料造成的。
在战乱中摸爬滚打数十年的阿富汗人，早就习惯与和平世界截然不同的活法。但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人们也渴望能过上安稳日子，年轻人想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长辈们不想让自己的骨肉流落异乡。只不过，和平的曙光总是显得那么微弱。
2019年6月6日，美国士兵在阿富汗沃达克省的阿富汗国民军检查站
阿富汗人完全没把疫情当回事
当世界各国被新冠疫情侵扰之际，阿富汗人似乎没把病毒当回事儿。尽管当局卫生官员一直建议人们注重防护，采取社交隔离和勤洗手，人们却置若罔闻。
在喀布尔市区，人们照常挤公交车，在餐馆肩并肩坐着吃饭，在杂乱的集市摩肩接踵。市场上，商贩们反复清点肮脏的钞票，将洗手抛诸脑后，更几乎没人戴口罩。人们跟以往一样在清真寺里祈祷，用传统的拥抱方式问候。
“阿富汗人一直活在战争和贫穷中，新冠病毒根本无法超越这两者。”佳蓝说，这里每天都会发生糟糕的事，以至于人们甚至不会记得一周前发生的事，面对疫情时也远不如其他国家的人那般如临大敌，“只是把它当成普通感冒而已”。
自去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佳蓝就一直被困在喀布尔的家中，这之前他在中国留学。“在阿富汗的这段时间，我母亲根本不让我出门，总说待在家里最安全。但她担心的不是疫情，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
十年前，佳蓝在舅舅的帮助下到中国留学，从本科一口气读到了博士。这对很多阿富汗同龄人来说，就像遥不可及的梦。如今佳蓝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世界史中的专门史与整体史，还有四年毕业。
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刚抵达中国时的窘迫。当时18岁的佳蓝是第一次出国，结果到达中国的第一天却因语言不通在出租车上崩溃大哭。
“我先从喀布尔经迪拜到了北京，再转机去的深圳。到了深圳发现，中国司机都不会讲英语，我在出租车上跟司机交流了一个多小时，说要去深圳大学，但他一点也听不懂，带着我在街上转悠了一个多小时。”佳蓝说，“我们在路上问了警察，在高速服务区问了交警，但他们也听不懂英语。”万般无助下，佳蓝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个在中国的阿富汗朋友，才解决了问题。
一晃十年已过，现在的佳蓝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能用中文写论文。
去年年初他回国探亲，没想到一待就是一年，“在家也做不了任何运动，我都要变成大胖子了。”佳蓝笑言，现在最渴望的是能尽早回中国继续读书，但他估计，最快得等到今年9月开学了。“现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的签证中心已经关了，只能等消息。”
大约六个月前，佳蓝感染了新冠肺炎，高烧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他没去医院，靠医生朋友开的药方在家中治疗至痊愈。据他了解，阿富汗大部分人感染新冠后都是在家中自愈的。
但这之后，佳蓝感到失去了嗅觉，闻所有东西都只有一种气味。“我现在进入厨房和卫生间没任何区别，鼻子里都是臭臭的味道，连香水的味道也难以分辨。”
佳蓝担心的是，尽管新冠病毒未必致命，但阿富汗人从不关注新闻，信息匮乏，他们对其可能带来的后遗症知之甚少，对潜在伤害更是一无所知。更不用说，阿富汗根本无法像中国或欧洲国家那样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
“在阿富汗，大部分人每天必须要外出打工，否则可能连晚饭都没得吃。”佳蓝说，“即便感染，也只是发烧一两周，但如果没有吃的该怎么办？”
阿富汗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件事今天杀不死你，就不要管明天或者后天，今天活着就是最好的。”这也就能理解大多数人无视疫情的选择，用佳蓝的话说，这个在21世纪还在为生存战斗、挣扎的民族，能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截至目前，阿富汗卫生部公布的官方数字只有5万多例确诊病例，但卫生部官员承认，整个国家的测试能力极为有限——目前阿富汗约3400万人口中，预计超过30%的人感染了病毒。医院里每天因新冠症状就诊的人数也在急速增长。
但人们能做的极为有限，唯一能检测出这种病毒的本地实验室只有三台机器在运转。
去年3月，当疫情刚开始在阿富汗流行时，政府在一些城市实施了封锁措施，并劝说人们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但这些措施仅被随意地执行了几周后，就遭到了民众的嫌弃。
这个冬天，第二波疫情来袭，虽然公共卫生专家请求大家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但这些请求依然被公众漠视。卫生部命令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戴口罩，但在总统府里，几乎所有工作人员进出时都没遵守规定，人们照常吃饭、拥抱、握手。
据阿富汗-日本传染病医院感染预防科医生梅拉内·巴拉扎伊说，连医护人员有时也会忽视戴口罩或穿防护服。在他说话间，一名没戴口罩的男子正在探视病房里一位感染新冠的病人。
当地媒体也对报道疫情失去了兴趣，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以及不停歇的空袭和有针对性的杀戮上。
美军空袭后百姓患上皮肤病，孕妇莫名流产
几乎每个阿富汗人的生活都被黑暗笼罩，被恐惧束缚，意外如影随形。
去年10月3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加尼哈伊尔区（Ghanikhail）发生炸弹袭击。据本地媒体报道，此次袭击造成36人死亡、60多人受伤。
佳蓝的堂弟在这次袭击中遇难，还有好几位亲戚受伤。据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刚出生不久。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受了刺激，现在还经常跑到袭击地点寻子，“精神已经出了问题”。
他的手机里至今留存有这场袭击过后的照片：有遇难者的亲人蹲在蒙着白布的遗体旁流泪；有人手里拿着被鲜血浸染的书本；两个婴儿头部被炸伤、躺在一张塑料布上接受治疗……
2020年10月3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加尼哈伊尔区发生炸弹袭击后，两名受伤的婴儿在一张简易的塑料布上接受治疗
2020年10月3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加尼哈伊尔区发生炸弹袭击，现场被鲜血浸染的孩子的书本
这些照片已经不太能让佳蓝感到痛楚，“这些事情在阿富汗太常见了。如果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的照片，就直接删掉了”。
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让日常成为一种奢侈，所有人都深知，任何一次外出都可能以生离死别收场——上班、上学、访友、购物，无论是行走在城市还是农村，统统不安全。
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阿富汗人压根就没见过和平世界的模样，国家在战乱中挣扎了40余年，早已沦为上帝的弃儿。
从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百姓们就开始了提头过日子的生活。这场战争持续了9年，造成约150万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沦为难民，逃往国外。苏联人走后，由于权力真空，阿富汗各路武装势力陷入内战，军阀割据。
直到1995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组织塔利班崛起。塔利班高举重建国家的旗帜，提出反腐败、恢复经济的主张，一时深得阿富汗平民的支持。这使得该组织力量急剧膨胀，控制了全国大量的领土，并在阿富汗建立全国性政权，实施政教合一的政策。
阿富汗人不得不重新适应严苛的宗教规定，同时期盼国家能走向和平。然而不久后，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作为对该事件的回应，2001年10月7日，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以消灭藏匿“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塔利班的名义进军阿富汗。很快塔利班政权倒台，美国、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际联军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名义进驻阿富汗。
近20年来，外国驻军以反恐和重建之名留在阿富汗，但并没有带来安全。大量平民在反恐中遇难，即便活了下来，袭击造成的次生伤害依然困扰着他们。
56岁的扎拉特·汗（JalatKhan）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在1983年成为一名军官，一直服役到1992年前总统纳吉布拉政权结束时。
1990年，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Nangarhar）发生了阿富汗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之一，交战双方是当时的纳吉布拉政府与西方支持的当地武装组织。这里也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最早渗透的地区。扎拉特作为政府军参加了这场战争，受过三次重伤，好在活了下来。
扎拉特的家乡位于楠格哈尔省的阿钦地区（Achin），这里与巴基斯坦接壤，人口稀少，以山地为主。扎拉特当时所在的部队在这个地区被围困了两年之久。“当时每隔8个月，有新成员加入部队时，我就有机会回家探望。”扎拉特告诉《凤凰周刊》。
然而，美军的一次空袭让扎拉特彻底失去了家园。
2017年4月，美军在阿钦地区使用了有“炸弹之母”之称的GBU-43大型空爆炸弹，号称是为了摧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该地区的隧道和洞穴系统。
“炸弹之母”是美国威力最强的非核武类炸弹，由于威力巨大，有阿富汗士兵称，爆炸时阿钦地区周围都感受到了“震动”。阿富汗政府称，这次袭击杀死了90多名武装分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报道，此次袭击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然而，扎拉特发现，“炸弹之母”对家乡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自那以后开始得皮肤病，还有很多孕妇会不明缘由地流产”。
因为当地医疗匮乏和朝不保夕的生活，很多人根本顾不上皮肤病的问题，尤其女人们平日在家中足不出户，也不会专门去治疗。佳蓝的叔叔在阿钦地区开了一家诊所，但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并没有专门的皮肤科医生。“他也发现很多当地女人会莫名其妙流产，但因为条件所限，查不出原因。”
一般来说，阿富汗人如果想治疗一些严重疾病，只能去巴基斯坦或印度，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领土争端存在矛盾，前不久的新规定要求阿富汗人去巴基斯坦必须先办理签证，这给当地人治病造成了不便。
由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管理混乱，很多去巴基斯坦探亲或治病的人要排队很久。1月21日，很多等待入境的人在极寒天气下排队8个多小时，却还没排到入境口。
退伍后，扎拉特成了一个农民，平日种植一些土豆、玉米等作物。但美军空袭后，污染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让当地农业蒙受了很大损失。农民们无法再以此为生，只好离开，去其他城市打工。最终，扎拉特也只能离开家乡，“除了空气变得糟糕，这里的水也不敢喝了”。
“对于这些，当地政府和国际社会都无人问津，他们只会说，炸弹杀死了恐怖分子。因此我们当地人对美国人非常仇恨。”扎拉特说，外国驻军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才来到阿富汗，与阿富汗本身关系不大。“他们在这里多停留一天，战争和动荡就不会结束。”
搬离阿钦地区后，扎拉特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依旧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说，尽管新冠疫情给阿富汗人带来了危险，但病毒不像持续的战争、自杀式袭击或是定点清除目标那样致命。
常年的动荡让阿富汗腹地生活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逃离成了这些走投无路之人的选择。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目标还是欧洲，但通过正常途径出国读书或工作难如登天，于是只能采取最危险的方式——偷渡。
佳蓝在家中排行第三，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哥哥早年与移民英国的阿富汗老乡结婚后去了英国。数月前，他的弟弟也想要去欧洲，只是通过偷渡的方式。“他原计划经过伊朗边境进入土耳其，再到欧洲，但好几次在伊朗边境被抓，最终又回到阿富汗。”佳蓝说，“我听说有人被抓到后直接枪毙的，还有人被冻死，但大家还是想要离开。”
即便经过九死一生到了欧洲，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只能作为黑户长年隐姓埋名。按照很多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待满十年，就能申请转成合法身份。
但拿到了合法身份，后续也有一连串的问题。如果一个18岁青年偷渡到英国，十年后拿到合法身份才能工作，但由于完全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最终也只能去餐厅做服务员，而很难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也让不少移民面临极大的精神压力。
“很多人没考虑好后面的问题就行动，很容易遭遇困境。”佳蓝说，他的哥哥就是如此。“我哥哥去了伦敦以后，一直没能找到太像样的工作，最近英国的封城让他丢了工作。最近我嫂子刚怀孕，他又察觉到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担心传染给妻子，这让他压力非常大。”
2018年去欧洲时，佳蓝看到很多偷渡的难民露宿街头、食不果腹。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身边的亲友。“我不会鼓励身边的人盲目偷渡，现在的情形下，移民到欧洲也未必过得好，在家乡起码有家人、房子以及工作。”
不单是欧洲，局势稍加稳定的邻国也成为阿富汗年轻人的选择。自上次偷渡失败后，佳蓝的弟弟便打消了去西方国家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后来获得巴基斯坦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决定去邻国上大学。
“我理解很多人是为了更好的生存选择才（偷渡）去欧洲，但在适当的年龄，能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接受教育，也很重要。”佳蓝说，他见到一些18岁就偷渡去欧洲的老乡，十年后看起来像40多岁的样子，“一个人顶着那么大的压力，特别容易衰老”。
与很多同龄人相比，佳蓝无疑是幸运的。很多留在阿富汗读大学的朋友常常跟他诉苦，说后悔没选择出国读书。这恐怕是因为即便读了大学，也依然找不到太好的工作。
从2008年开始，阿富汗和中国一样也有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初级教育和三年中级教育），义务教育结束后，可以选择继续读高中、职业教育或参加教师培训。与此同时，也可以选择宗教教育——这是一条独立于普通教育的路径，会前往清真寺读书。
大部分阿富汗人初中和高中毕业后会选择当兵，这样就能立刻获得收入，支援家庭。至于大学生，据佳蓝说，运气好的人毕业后可以找到在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机会或者留校当老师，但更多人只能去打工或开店，甚至在菜市场卖菜。
由于阿富汗大学教育极端主义氛围浓厚，有人甚至会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加入一些极端组织。在佳蓝看来，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不如不读。
想离开的年轻人主要考虑的是安全和经济因素，但也有人愿意留守，他们更多受到爱国思想以及当地保守文化的束缚。29岁的艾哈穆杜拉（AhmadullahWijdan）就是其中一位。他向《凤凰周刊》坦言，自己从未想过要离开阿富汗。
艾哈穆杜拉是普什图人，算得上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在阿富汗读完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疫情发生前，他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但由于家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他因为要照顾家人只好辞了工作。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占到阿富汗总人口的62%；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占12%左右；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是早年蒙古部族与当地人融合而成的民族，约占9%。
艾哈穆杜拉十分关注族人的未来命运。据他说，普什图人的生存环境如今面临两大问题，“一方面，由于普什图人在阿富汗人口数量最多，也成为不稳定局势的最大受害者，很多人死于塔利班的炮弹；另一方面，普什图人在这个国家并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在经济重建、教育、医疗保健和就业等方面都没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即便经历战乱，医疗和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很多年轻人仍然愿意生孩子。这让佳蓝百思不得其解。佳蓝在与妹妹最近一次通话时起了争执。“我妹妹说，她最近祷告时祈祷我能早日结婚。我反问她：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结婚生子？”
因为这个问题，佳蓝时常遭到家人的唠叨——以他28岁的年纪还没结婚生子，这在阿富汗简直难以想象。他告诉父母，现在的环境不适合结婚，既不安全，又有污染，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
“他们听了以后很生气，觉得我疯了，可我觉得他们才疯了。”佳蓝说，“我经常说，如果大家都只想生男孩子，女孩子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等他们长大了会找不到老婆的。”
更多当地人的想法是，正因为有了战争，才必须要有后代（尤其男性），因为一旦家里的丈夫或儿子死了，还有其他的顶梁柱。
一名卫生工作者在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外检查祈祷者的体温。
阿富汗传统文化中，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儿出嫁后就脱离了家庭。但这带来了矛盾——阿富汗大多数年轻男性都选择参军，因为这是经济上支持家庭的唯一方式；而一旦他们战死，年幼的孩子很可能无依无靠，将来又只能重蹈覆辙。
对阿富汗年轻人而言，他们没经历过数十年前如田园牧歌般宁静的家园生活，自打出生就生活在枪林弹雨中。如果不离开家乡，就永远见不到正常世界的模样；选择留下，也不知和平的曙光何时才能降临。他们打小就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