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站在深圳龙华一片荒地上，郭台铭大手一挥对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时过境迁，现在的富士康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个底气。

有媒体报道，坐落郑州豫康新城的郑港新坐标商业步行街，作为承接富士康员工的生活居住区之一，这里曾经有近10万人居住，如今却只是空空荡荡，两边的店铺很多已经是闭门停业状态。

多位在富士康上班的员工表示，不单单是淡季的原因，即便不与高峰期的30多万员工相比，如今仍在岗的富士康员工数量，也比去年减少了很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富士康在印度的押注。有记者从一位富士康印度园区管理层人士处获悉，富士康在印度主要负责生产iPhone的金奈（Chennai）园区，去年仅有3条产线，今年将扩充至6条。

为了让印度厂区快速运转，富士康已经从国内的郑州、深圳、台湾等地调派了一些部门负责人，国内的用工需求也正因此相对应地开始下降。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产能的转移，减员或许将成国内富士康的常态。

“富士康依赖症”和“中国依赖症”

2007年，第一代iPhone问世，这款产品不仅代表着智能手机的新纪元被打开，而且还在此后造就了诸多商业巨子，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也正是乘着移动互联网这一浪潮走向世界的舞台。在这一恢弘的篇章中，富士康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借助我国在制造业上的独特优势以及开放的环境，与中国制造相互成就。

但是，紧密的关系让依赖变成了一种风险。对于我国而言，中西部城市借富士康之力获得发展机遇，在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谋得一席之地，这导致不少城市的出口严重依赖富士康。

从2019年的富士康占各城市出口总额比例来看，郑州2019年出口总额2678亿元人民币，富士康贡献了2182亿元，占比 81.5%；太原2019年出口总额651亿元，富士康贡献474亿元，占比72.83%；衡阳2019年出口总额206亿元，富士康贡献103亿元，占比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