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区”建设启动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紧锣密鼓落地。半年时间，251项“两区”任务清单实施率过半，促成了30项全国首创或首批突破性政策及项目，建设成果令人瞩目。
北京市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对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此，3月24日，新京智库举办了以“‘两区’建设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探讨北京市“两区”建设的优势、机遇和挑战以及重大意义。
北京服务业发达，“两区”建设优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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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哪些优势？
林桂军：北京是全国服务业、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城市，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80%，这是全国大中城市占比最高的。同时，北京作为首都，为北京提供很多服务业产业的发展机会，比如会展业、旅游业、传媒业等。
同时，北京也集中了很多高端的科技研究人才。这也为北京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因此，北京抓住服务业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就一定能在“两区”建设中取得好成绩。
王卓：2015年，北京成为国内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0年《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公布。
综合示范区以贸易便利、投资便利为重点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制度体系为基础，引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因此，北京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产业竞争力强、风险防控等方面具有很强优势。
同时，北京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吸引了更多的外资。2019年，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领域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比重超过80%。截至2019年底，北京共有外资总部企业884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1家，近2/3的“500强”在京投资或设立机构。
此外，北京有90多所高校和1000多家科研院所，研发人员约27万人，两院院士在京830人，占全国47.2%。并且，北京集聚了4000多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和三分之一的股权投资机构，风险投资累计金额在全球仅次于硅谷。
马亮：北京的“两区”建设，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作为首都，北京的综合优势非常明显。
其次，北京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无论是科技人才的汇聚、科技资源的集聚和科技成果的积累，还是大型创业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北京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此外，近几年北京的生态环境有明显的改善，营商环境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些都是北京蕴含的潜力优势，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
林晨：北京“两区”建设的主要优势是产业结构，北京服务业占比较高。同时，北京还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金融和科技方面优势突出。除此之外，从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说，北京的众多高校为北京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这些都为北京“两区”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张杰：北京“两区”平台的推进，无论是对外服务开放区还是自贸区，本质上其目标有两层含义。
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北京的四个战略定位，打造国际文化中心、交流中心、政治中心，以及科技中心。要实现首都北京的战略定位，就需要最基本的制度环境的保障，加以匹配和推进。因此，“两区”建设任务的提出，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北京战略定位目标。
二是，从聚焦“十四五”期间来看，打造“两区”建设配套的制度环境或者营商环境的目的，其实是为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及打造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这三大经济发展目标，全力配合和服务，提供良好的制度和载体平台保障。
总而言之，只有弄清其真正的目的和含义，才能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两区”建设。
北京首创、首批政策试点，有望成为全国可推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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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区”建设中出台了多项全国首创或首批政策，这对全局发展有何指导意义？对全国有何启示？
张杰：目前，北京“两区”建设推出了12项首创或者首批政策的试点，这主要包括金融、设备的进口、技术转让等方面。这些都与北京经济产业中暴露出的一些机制体制的问题、障碍是密切相关的。
通过这12项试点政策，可以看出北京无论是落实四个发展战略定位，还是面对顶层设计突破的问题，都有相应的具体政策。
同时，这些问题很多不是北京层面能解决，可能还需要得到国家层面、中央层面的授权。这也反映北京敢于大胆改革、尝试和突破，敢于主动作为，而不是消极等待。
可以说，北京这些首批首创的政策试点，可以给全国作一个表率，遇到一些机制体制性障碍的问题时，敢于去解决这些问题，找到改革的方法，这给全国的试验区和“两区”建设、改革，都提供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两区”建设不仅是国内首创，也要把它扩大到对外乃至全球的首创，特别是北京在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投资、数字金融等方面突破机制体制障碍的措施，都可影响到全球的规则制定，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
马亮：“两区”建设实际上是突破了既有的政策天花板，这意味着在很多方面北京都有个“先手棋”。这些政策红利不仅对北京意义重大，对全国的意义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因为这些政策更多的是在北京探索试点试行，总结经验，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然后推动形成全国更大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这对我国实现转型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两区”建设不仅对全国具有启示作用，对全球规则的制定也有进一步推动作用。北京的这些做法，不光走在全国前列，也期望能够在全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通用价值的经贸规则和经济管理规则，使得这些规则也能在全球的重大领域，形成比较好的共识和认可，进而助力中国在全球的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卓：建设自贸区是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具有引领改革开放的特殊意义。北京“两区”建设大胆探索、勇于突破新制度，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并且，制度创新成果逐渐向全国复制推广，服务国家战略作用也日益突出。
北京“两区”建设对全局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引进来与走出去。引进来，主要体现为北京开展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的相关政策先行先试。北京要继续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包括中国已经加入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利用生效前窗口期先行先试。走出去，主要体现为将“两区”的成熟经验向“一带一路”各国推广。自贸区建设对提高各国综合能力，改善营商环境，从而带动“一带一路”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在各国有意愿的前提下，介绍推广，并选择有些国家开展试点、总结经验，渐进推广。
“两区”建设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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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区”建设会取得哪些成果？对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会起到哪些作用？
马亮：“两区”建设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抓手。一方面，在产业发展方面，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符合北京产业布局的定位。而“两区”建设为产业的优化提供了比较好的助推器，比如扩大服务业开放，其实就是让北京发展一些高端化产业，推进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北京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自贸区的利好政策也进一步推动北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国际消费枢纽，加快国际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因此，北京“两区”建设对促进北京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北京对“两区”建设非常重视，但在推进过程中，很多政策不应只是停留在过去的优惠政策或者补贴的层面，更多的要去适应现在“两区”建设所对接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上海浦东考察中提到“制度型开放”，其实就意味着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一是与通行的惯例进行对接，二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包括创制方面，我国能够有话语权。
而北京“两区”建设就是希望制度和规则的开放能够有实质性的推进，包括给我国在对外开放、经济体系方面，提供比较好的探索，通过北京来提升中国在制度方面的话语权。
张杰：北京“两区”平台建设成果主要体现在将进一步推动北京减量发展、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同时，进一步强化和支撑北京的四个战略定位。
除此之外，将进一步帮助北京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布局和完善，帮助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要解决“卡脖子”的高精尖技术和创新难题，让北京成为全球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的策源地。这些都是北京“两区”的平台建设尽可能要实现的目标。
北京的“两区”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使北京的这些首创、首发的政策经验，可以上升为国家改革的规则或者制度，从而再去影响全球的贸易规则的博弈和制定。当然，这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可在数字金融、数字贸易，以及一些高科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始创新或者应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形成一套有效的，合理的影响力。
王卓：北京“两区”建设对促进北京高质量发展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一是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扶助。通过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助力民营企业更好地在京发展。
二是推动产业升级。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和疫情等因素，西方主动的技术脱钩导致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间的技术交流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不利中国的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贸区将会化解这一难题。
林晨：北京“两区”建设不仅是在于改变北京产业结构问题，最重要的是将促进北京经济发展。它对北京经济发展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在新时代、新阶段以及新征程上，“两区”建设有望为北京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对北京“四个中心”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两区”建设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同时，也有一系列先行先试的项目落地，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金，带动整个北京市场的氛围，形成良性的循环。
除此之外，“两区”建设也将提供较好的制度保障，比如，准入门槛降低以及负面清单缩减，用制度和健全的市场机制去激发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主体在北京“两区”建设上的能动性，这些都与“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要素市场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将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
林桂军：北京“两区”建设会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制度。目前，我国有优势的教育、卫生、环保、社会服务等，都有很大的市场化的空间。因此，放松管制应该是我们列入“两区”建设试验的重要内容，从而促进整个产业发展，这尤其对高技能服务业产业市场化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国际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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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京推进“两区”建设进展如何？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林桂军：与一些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北京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产业方面亦是如此。例如，外资在北京的新创高科技企业较少。同时，北京美食开放度低，中国美食在全世界非常有名，但北京明显缺少国际美食。据调查，广州有3600个西式餐厅，上海有1600个，北京只有600个。
存在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北京外籍人口比重较低。虽然留学生较多，但来自一流的发达国家比如欧美国家的相对较少。并且，北京的国际旅游也较落后，国际旅客只占1.5%。除此之外，北京的国际学术合作、会展业表现不是特别好。
对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北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要考虑其能否与未来全球发展的方向接轨，能否成为世界的标杆。
同时，北京需要进一步规范地推进投资的便利化。而所谓的规范，就是要以电子商务、单一窗口为核心，向前推动。实际上，WTO很多成员国也酝酿在WTO推动投资便利化，北京也应立足这个目标。这不仅对全国具有示范作用，而且对WTO未来的改革也将起到示范作用。
张杰：北京在国际文化、旅游、消费这些方面的软实力仍然不足。因此，北京通过“两区”建设，可以把北京的文化、开放形象展示、传递给全球，让国外普通民众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我国文化，进而增强我国的软实力。
“两区”建设不能孤立地从首都北京来看，还应该放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战略中。也就是说北京任何重大的改革举措，都应放到京津冀整体区域中。因此“两区”建设的重要目的，不仅仅是解决北京一方面问题，还要利用北京的领头作用，使京津冀整体无论从制度、环境，还是对外对内发展环境，都要与北京对标，形成一体化的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马亮：从北京“两区”建设进展来看，自贸区会相对快一些。因为前期大量自贸区在其他城市和省份都进行了比较好的探索，整体来讲都是希望推动自由贸易，但是在每个省份和城市都有不同的着力点和特色。
因此，北京在推动自由贸易方面，需要在吸收、借鉴自贸区建设的经验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是特别关键的。
王卓：北京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提出了“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但目前京津冀三地自贸区建设存在进程不统一、缓慢等问题。
主要表现为，一是京津冀三地自贸区发展程度不一，交流合作有待加强。比如，部分自贸片区发展缓慢，与先进自贸片区缺少对口互动，与现有经开区等差别不大。
二是京津冀三地自贸区一体化进程缓慢，未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衔接。比如，三地协同立法滞后，优惠政策和法律体系不统一、不完善，未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局面，也未能加快区域协同速度。
三是京津冀自贸区各自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北京自贸区因时间紧迫，有重项目招商等倾向。天津存在航运业发展不稳定、航运服务业发展迟缓、海关监管模式有待完善等问题。
建议北京开展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相关政策先行先试。探索“一地生效、三地同行”政策联动。打造以北京自贸区为核心的高能级开放合作平台。启动三地市场监管局统一实施强化竞争政策试点；以自贸区为先导推动京津冀区域的重点产业链布局。加强工作协同，进一步发挥由39个部门组成的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三地自贸区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