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谈到，创新的最重要主体是中小微企业，而不是大家想当然的认为的大企业。今天，我们接着上一篇文章，继续探讨中国创新的最大短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在其关于创新的专著《大繁荣》中提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之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应更多转向构思和实践创新创意。大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主要经济大国都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视为一项政策的重要关注点，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本质上反映一个国家创新的能力。
实际上，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建立广泛的创新体系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面对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把创新视为赢得未来经济竞争的抓手，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球很多国家的共同目标，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不可谓不多，2021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7864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4%，远远高于欧盟各国的总和。从政策层面而言，中国对创新不可谓不重视，创新历来被视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然而，创新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比如，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一专利大国，但真正有价值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专利并不多，原始创始能力不足，专利质量不高，发明专利比重不高，中国虽然是科技论文第一大国，但大多数科技论文基本是为了评职称而发的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顶级的论文不多，科技原创能力差距较大，对知识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贡献不大，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技术发展的能力。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大多处在空白。除了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生物医药等领域长期受制于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不足，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缺乏，制造业中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成为制约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
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创新体系的短板究竟在哪里？阻碍中国创新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这如同我们讨论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科技革命为什么出现于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
根据笔者这几年的研究，中国在关键创新领域难以突破的真正原因，既有观念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综合起来讲，有这么几点：
第一，中国缺乏支撑创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特别是在金融支持方面严重不足。创新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并非仅仅属于科技和技术领域。欧美等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经济体，创新源源不断，一个根本原因是建立起一整套为创新服务的制度体系，我们把这套体系称之为国家创新体系。比如，在金融方面，如何支持创新，这不是一时的政策，而是形成了一整套的东西。遗憾的是，中国很多人对金融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够。
国人总是认为，创新就是技术的事，但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等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无论在技术层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是英国在金融领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
熊彼特在谈及他的创新理论时，特别强调两个群体的作用：一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二是愿意提供资金的资本家，但他很少强调技术的作用。
我特别要指出，金融体系对创新的支持不足是我们的一大短板。不要以为有了创业板，有了中小板，就意味着我们对创新支持的金融体系很健全。事实上，中小微企业的创新，需要一个金融的支持体系。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需要专门的机构。在我们国家，像微众银行这样专门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太少了，而大的金融机构又不愿意为中小微企业服务，这导致长期以来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似乎沦为了慈善和政策的被动行为。
第二，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关。我们虽然在政策层面似乎非常重视创新，但事实上，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逻辑之一是以低成本出口导向，中国相当一部分产业的发展是以成本而不是以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低端的水平。制造业总体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竞争力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不足，由于缺乏全球知名品牌或核心技术，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超过一半都是由外资企业的产品贡献，从高技术产品中获得的收益非常低。比如，中国是苹果手机的最大生产和出口基地，但中国从苹果手机 获得的收益不超过售价的3%；
第三、影响创新的思想观念和政策等障碍因素仍然很多，在全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崇尚创新、包容失败的理念风气。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是思想，正如埃文斯评价福特的，“许多美国人以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其实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乃至他本人的家乡，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福特说：我什么都没有发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明组合起来了而已。但福特其实做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新的发明，这并不是说他创造了效率高于过去五倍的自动生产线。他真正的天才创意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理想。”
第四，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中国很多人，更喜欢“大”的东西，而不是“新”的东西。中国经济起步于短缺经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评判中国经济成功的标准就是大和快，做大规模，企业做大，这是我们的最大目标。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在快和大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企业以追求规模和成长速度为终极目标，应该说，这个指导思想从结果看非常成功，中国的确在很多行业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以规模评判标准的《财富500强》中我们入围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100家。然而，这也导致了在任何产业领域，中国企业总是能迅速知道产业链的最低端，迅速把规模做到全球第一，而不是在技术上做到最强。做大意味着，你不可能耐心的去创新，做大意味着你只会去买技术。
最后，特别重要的是，再次提醒，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对中小微企业的重视远远不够。这次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我研究了一下各国的政策，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在内，都特别重视中小微企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都特别重视中小微企业的参与。而在中国，这似乎只和大企业有关，这将成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竞争中最大的短板。大企业固然重要，但人类重大的科技突破大多数来自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欧美日在全球战略产业的布局中，对中小微企业的重视超乎寻常，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没有无数的中小微企业的参与，只有几棵孤零零的大树，是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