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大国博弈背景下一次并非偶然发生的冲突。此战规模虽小，却影响巨大，对中国和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谓小仗改变了大格局。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欢迎批评指正，欢迎讨论交流。
1、战斗过程：短暂激烈
准备反击：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北京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此时，中方决策层对边界冲突的态度开始转变，由一味忍让转向准备回击，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的挑衅进行反击。
1968年3月12日，我边防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在23军营长冷鹏飞的指挥下，潜入七里沁岛，准备伏击苏军巡逻队，以报复苏方制造的流血事件。但由于苏军突然停止在七里沁岛的巡逻，致使伏击行动落空。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针对苏联在边界地区愈演愈烈的挑衅行动，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方案。得到批准后，沈阳军区派遣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率领工作组进驻前沿，现地指导战备工作；命令由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成立了饶河前进指挥所，由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任指挥，随即开始反击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计划参战的是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事态扩大，还从23、46军抽调部分部队以及从其他各军抽调的侦察连队，作为后续力量投入备战。与此同时，苏联也在为珍宝岛附近地区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增加了当地的边防军人数，并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托化步兵师调到附近地区（包括1个摩步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和1个火箭炮营）。早在1968年11月，苏联远东军区给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就下达了口头命令：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这实际上是给前线军官一个开放动武的命令。可以说，中苏双方都在为一场预料会发生的战斗做准备。但对中国而言，反击当时的世界军事强国，是需要极大的胆略和勇气的。
3月2日战斗：中方最初选定的反击地点是七里沁岛，因为苏军在岛上极其野蛮地制造过流血事件，在七里沁岛反击道义上更有正当性。但由于地形因素，反击地点最终选择在珍宝岛。
1969年3月1日，按照预定方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晚8时左右，曹建华率领一个小组上岛潜伏，就近指挥次日可能发生的战斗。3月2日上午8时40分，我边防部队约30人分成两个小组，在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的带领下，登上珍宝岛巡逻。苏方观察站发现后，即从邻近的两个边防站抽调40多人，由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乘坐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赶来。苏军上岛后，立即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从正面、另外两个从侧翼，呈包围态势接近中方巡逻队。双方正面人员接触后，和往常一样，开始口角、推搡发展到扭打；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突然响起了枪声，双方立即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这次战斗，可能是中方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苏方吃了大亏，被打死31人，但中方也付出17人牺牲的代价。取得胜利后，中方参战部队撤出珍宝岛。苏方随即派出支援部队上岛，后又撤走。此战后，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开枪。由于双方正面接触的人员全部阵亡，到底是谁先开的枪已难以考证。实际上，在双方都准备动武的气氛下，考证谁先开的第一枪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苏方挑衅在前，中方反击在后，是完全正当的自卫反击。
3月15日战斗：3月2日战斗后，双方都调兵遣将，准备大打。苏方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投入战场，中方也调67师201团1营等正规部队参战。由于战斗规模升级，沈阳军区全面接管了前进指挥所，但仍由曹建华担任珍宝岛作战总指挥，由23军营长冷鹏飞负责岛上的阵地指挥。为了对付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中方在3月14日晚间派人上岛，布置了三个反坦克雷场。
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运载30多名士兵进入珍宝岛东北部的树林里潜伏下来。让苏方意想不到的是，中方在4个小时之前，已经在附近潜伏了一个班，苏方的潜伏行动被看得一清二楚，并迅速报告到指挥所。布置雷场和潜伏分队，成为3月15日战斗取胜的关键因素。当天8时许，中方巡逻队上岛巡逻，当看到对岸苏军开始行动时，便与往常一样折回。眼看中方巡逻队即将离开，苏军潜伏分队当即开火。中方巡逻队迅速隐蔽，引诱苏军进攻。对岸的苏军立即派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20余人，沿江面向中方巡逻队所在位置发动攻击。
苏军在行进过程中，恰好把侧翼暴露给了中方潜伏分队。中方潜伏分队突然开火，迅即后方炮群也对苏军潜伏阵地和沿江面进攻的苏军进行打击。苏军潜伏分队阵地被炮火覆盖，进攻部队在没有依托的江面上无处躲藏。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苏军进攻分队和潜伏分队的残余人员匆匆撤回对岸。9时40分，苏军重新调整部署，在炮火准备后，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另有4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从侧面迂回，试图合围岛上的中方军队。苏军迂回分队的坦克被中方引入雷区，致使打头的T-62坦克触雷，履带被炸断，行进在最后的2辆装甲车被中方火箭弹击毁，其余3辆坦克只得顶开被毁的装甲车从原路逃回。
在这次战斗中，冷鹏飞营长负伤，改由代替指挥。下午1时30分，苏军在侦察校射飞机的指引下，使用远程火炮对珍宝岛和中方5、6公里的纵深地区进行大规模炮击，持续时间长达2小时。紧接着，苏军坦克、装甲车24辆，引导100多名步兵，再次向岛上冲击，试图凭借兵力优势将中方军队从岛上挤走。下午3时30分，中方远程炮兵突然加入战斗，对江面和岛上敌人进行压制射击，并轰击对岸的苏军纵深，击中了苏军指挥部。苏军战场总指挥、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重伤身亡，苏军第三次进攻再次被击退。
争夺T-62：3月15日是珍宝岛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激战近9个小时，双方的一线指挥员1死1伤。之后，双方没再动用地面部队交战。为了争夺那辆履带被炸断的T-62坦克，苏方多次抢夺和破坏均未成功。在抢夺过程中，双方进行了多轮炮战，直至附近的冰层被炮火炸开，坦克沉入江底。后来，中方派潜水员下水，在坦克尾部拴上钢绳，几经反复，终于在4月2日把坦克拖上岸，成为战利品，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从3月2号开火，到3月17号基本停火，战斗只进行了半个月时间，战局被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没有扩大和恶化。此后，苏军停止了在珍宝岛的巡逻，中国当年8月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珍宝岛逐渐平静下来。
2、战后态势：从剑拔弩张到理性处理
调兵遣将：东方阵营中两个最大且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口水战发展到战争，全世界都极为震惊。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双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在舆论上，苏联指责中国，并声称：沙皇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从未同中国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这个言论，与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如出一辙。
在军事上，苏联向边境地区陆续增派了40多万兵力，总兵力达到114万人，包括33个战略导弹基地、64个陆军师、3400余架飞机等，并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演，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准备。
对此，中国针锋相对，一方面要求苏联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建议双方避免边界冲突，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一方面抓紧军事应对准备，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向北部边境增调大批军队，表达决不屈服于武力的坚定决心。双方在边界地区剑拔弩张，一场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核打击阴影：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决策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防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几百万当量的中程核导弹，对我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但苏联投鼠忌器，于当年8月暗中与美国联系，试探美国的态度。
苏方认为，中美当时是死敌，美国即便不愿采取联合行动，至少会保持中立。但尼克松研究认为：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其后果不堪设想；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
由于当时中美之间积怨已深，没有可靠的渠道通报苏方意图；即便通报，中国也不一定相信。于是，美国将苏联的意图“泄露”给了《华盛顿明星报》。这家三流小报立马刊载文章，透露了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让苏联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明确反对其核打击计划；同时苏军情报系统发现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并在当年9月进行了两次“临战测试”性质的核试验。最终，苏联决策层的理智占据了上风，放弃了核打击计划。
机场谈判：珍宝岛之战后，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开始谋求通过外手段化解争端。苏联内部的有识之士也认为：持续的冲突和对立会把中国推向西方，不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同时，中国在珍宝岛之战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决心，也使苏联意识到，沙俄时代惯用的“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公式，对新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苏联也通过一些渠道，表达通过会谈缓和局势的意向。
1969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在越南的中方代表团提出，希望在回国途中绕道北京，同周总理会谈。接到这一信息后，我方经反复考虑，同意了这一要求。
9月11日，周总理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了一些谅解：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此次会谈之后，双方剑拔弩张的边界局势才逐步平静下来，边界冲突得到理性处理。但由于这期间的两国关系尖锐对立，双方1969年10月开始的第二次边界谈判，断断续续争吵了近10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