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向来备受关注。从孩子在学校的饮食起居,到家校关系、师生关系,再到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各类教育政策的出台,每一项都牵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
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五育并举”下的体、美、劳教育如何开展,“体育、美育纳入中高考”如何实施,新高考如何平稳全面地落地,教育评价改革怎么改,“强基计划”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教育“减负”如何落到实处,教育“焦虑”与“内卷”问题如何化解,校外培训行业如何整治,“科技+教育”如何趋利避害;后疫情时代,学生该不该出国留学等等,这些既是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也是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从业者正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十四五”开局之年,澎湃新闻特开辟“中学何为”专题,请各大知名中学校长(书记)畅谈基础教育得与失,为解决基础教育问题理清思路,为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受访者供图
近日,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就中小学生手机管理、教育评价改革与“五育并举”、教育“减负”、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教育“内卷”等系列教育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马景林认为,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的弊多于利,但在管理上不能“一禁了之”,更多是要引导学生科学、有节制地使用手机。
谈及教育评价改革时,马景林说,体、美、劳教育很重要,应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但同时,要注重过程性评价,避免为了应对考试,又以形式主义或应试的面孔出现,让体、美、劳教育丧失教育应有的魅力。
他认为,学习本身肯定会带来一定负担,学生“减负”主要是要把握好“负担”的“度”。另外,老师让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的现象可能个别存在,但不会是普遍现象,而教师减负则需要一个过程。
他还指出,中学阶段就能真正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并能将之作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可能不多,但中学生可以通过接触了解各行各业,逐步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并结合自己的兴趣来做生涯规划。
在马景林看来,教育“内卷”是在某种环境的裹挟下,所有人都对自我的标准或者要求进行了提高。这本没什么不好,需要关注的是“度”的问题。教育“内卷”最怕的是让重复、没效率的行为占满了孩子的课外时间。
中小学生不是不能使用手机,而是要有节制
澎湃新闻:最近,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受到关注,您怎么看中小学生使用手机?北京四中在管理学生使用手机方面有哪些做法、经验?
马景林:中小学生用手机的弊多于利,但不是不能让小孩使用手机,而是要让孩子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要更科学、有节制地使用手机。
在我们学校,上学期间,也即从早上8:00到下午4:00,学生不得让手机“外显”,即手机不能拿出来,当然也不能用。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现在还是由学生自己保管手机?
马景林:是的。我们“手机不得外显”的要求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初中生中有一些需要家长接送,放学后要跟父母联系;高中有住宿生、有要上晚自习的学生。我们对高中生除采取“上学期间手机不得外显”的管理办法外,还规定放学后在食堂、宿舍等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适当地使用手机。
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通过“禁令”就能做好的。
我们做的一个相关调研的结果显示,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有控制地使用手机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同时,调研结果与学校的判断和家长反映的情况,在个体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家里,使用手机问题成了有些家长和孩子的矛盾的焦点。
澎湃新闻:北京四中有通过家校联动的方式来管理学生使用手机吗?
马景林:家庭方面,我们更多是倡导学生在家少使用手机,以及加强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让学生学会自我调整、控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后续,我们学校会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要求,同时也会考虑有住宿生等实际情况,出来一个更加细化的学生手机管理办法。
教育不陷于应试,才能保持教育的魅力
澎湃新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去年已印发,您怎么看教育评价改革?
马景林:我想说:第一,我支持出台这样一个文件。第二,教育评价是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三,当我们在强调摆脱考试指挥棒作用这种相对单一的教育评价时,我们要不要在其他领域,针对其他某些具体问题,又继续采取考试指挥棒这样一种方式?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澎湃新闻:您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马景林:“五育并举”提出很多年了,过去我们一直对德、智非常重视;现在大家的关注点相对集中在体、美、劳上。我觉得这个挺好、挺对。体育是基础,美育是滋养人的,劳动教育是塑造人的,这三方面对于人的全面发展都非常重要。
我认为,劳动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让孩子尊重、崇尚、热爱劳动,其次要让孩子在不同年龄段能去掌握一些相应的劳动的技能。
聪明的家长一定会通过让孩子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学校也应该提供相应的场景、机会,让孩子们能做一些动手的劳动。我们学校计划今年划出几块地,让初一、高一年级的孩子来种些蔬菜、庄稼,收获种植、浇灌、收获的体验。我们还打算把原来由保洁阿姨负责的清洁工作,在划分清洁区后重新分配给学生来做。我们也会让初三、高三的学生去做些阶段性的、能见效的的大宗劳动。
同时,要让学生真正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北京会组织初二的学生参加学农活动,让孩子们体验怎么炒菜、蒸食物,耙地、种树等。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有关“体育、美育纳入中高考”的讨论引也起了很大关注。
马景林:我有一个观点:当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一类教育,要像文化课那样去考试时,它就丧失了学科和教育本身的魅力,容易陷入到文化课学习的那种僵化当中去。
不过,像体育教育,如果既能有过程性的要求,又有相应的过程性评价,加上我们很重视,可能能变得更加有魅力;如果为了应对考试,又以形式主义或应试的面孔出现,那我们的教育就丧失魅力了。
教育“减负”需要一个过程
澎湃新闻:近来年,“减负”问题也备受关注,其中既包括给学生减负,也包括给家长、老师减负。减负问题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如何形成的?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学生、家长和老师“减负”?
马景林:教育“减负”问题由来已久,已经好几十年了,只是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状态,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现在竞争压力加大,这个问题更加凸显了。
学习没有捷径,所以学习的负担是绝对存在的。怎么让这个负担相对合理?这要全社会,包括老师、家庭和孩子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负担过了头,社会各方都觉得很辛苦,那就说明我们可能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澎湃新闻:近几年,家长和老师“减负”的话题也很受关注。经常有些声音反映,老师让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很多老师也反映自己非常累。
马景林:孩子减了负,就一定蕴含着老师的“减负”和家庭、家长的“减负”。
老师让家长批改作业或者检查作业的现象存不存在?我相信,会个别存在,但可能不是普遍现象。
作业分为硬性作业和弹性作业,比如让孩子背诵诗词或者做手工这样的弹性作业,老师让家长配合一下是有可能的。但要在作业本上完成的硬性作业,让家长来批改、检查,那可能是个别老师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还有一种说法:老师让家长检查作业是因为老师繁杂事务多且带的学生人数多,负担太重,这反映出需要增加教师,扩大师生比。您怎么看这一说法?
马景林: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师生比当然越高越好。我认为,提高师生比可能会让老师的负担有所减轻,但这或许不是主要问题所在。教师的负担到底来自于何处?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方面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来自教学一线的挑战与负担并不是唯一的、占绝对比例的。
目前,各地已经出台了落实教师“减负”的文件,但从认识到问题,到转变为行动表现,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学生应多了解各行各业,结合自己的兴趣来做生涯规划
澎湃新闻:新高考背景下,由于涉及到“选课走班”,学生需要更早地开始思考自己未来选择什么职业方向,您能否结合北京四中的做法,谈谈如何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
马景林:客观来讲,我们学校还没有特别有针对性做法。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大学来做招生宣传的机会,以及我们分布在各行各业的校友、家长资源,让学生对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宽泛的了解。希望他们在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过程中,慢慢找到自己想要努力追求的方向。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在生涯规划上遇到的挑战会比过去大一点,但并没有大到让学生在学科选择上难以抉择。
澎湃新闻:据您了解,中学生在未来发展方向与职业选择方面的主要迷茫点是什么?
马景林:每个人的情况应该都不一样。关于未来选择什么职业方向,包括人生规划,很多孩子会考虑;但我不知道真正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能将之作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到底有多少,我想这类学生的占比不会很高。
对于中学生来说,现在主要的还是要多接触、了解各行各业,逐渐去发现自己的感兴趣的或者擅长的方面,要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去做未来规划、选择,而不应单纯地看现在哪个行业火,哪行业挣钱多。时过境迁后,热门专业、行业可能不再热,而能够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才是最关键的。
教育内卷最怕的是让重复、没效率的行为占满孩子的时间
澎湃新闻:2020年“内卷”一个词很热,人类学家项飚把内卷描述为“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教育内卷化”也在网上引起过多次讨论,您怎么看“教育内卷化”这一现象或者提法?
马景林:我对“教育内卷化”的初步理解是,在某种环境的裹挟下,所有人都对自我的标准或者要求提高了。我个人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提高对自我的要求没什么坏处;但对任何人来说,这其中都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我们需要科学准确地去看待自我的知识基础、能力条件,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
对青少年学生来说,做到正确进行自我判断有点困难;但是追求卓越,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合理性。
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所谓的教育“内卷”过程当中,最可怕的不是学生对自我标准、要求提升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重复的、没有更强调效率的行为占据了孩子们的课后时间,影响了他们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