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美元不仅导致汇市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动荡，还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令全球经济承压。
随着强美元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压力持续上升，过去一周内，英国、韩国、日本央行或政府纷纷开始干预本国市场。面对越来越多国家下场维稳，强美元还能维持多久？这种压力和动荡是否会孕育1985年广场协议式的干预？
美元牛市尚未结束
分析师普遍认为，今年导致美元强势的因素仍在，美元牛市尚未结束。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CIO）发表的机构观点称，美元涨势尚未结束，“目前，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接近2000年以来的高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其实相当“昂贵”，特别是相对欧元、英镑和瑞典克朗而言。长远来看，我们相信美联储能够成功控制通胀，当利率前景变得更清晰，美元料将在明年起走弱。但在短期内，我们认为美元牛市尚未结束，上调了对美元的观点至看好，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将现金和债券配置向美元倾斜。”
Capital.com的分析师西加里（Piero Cingari）对第一财经表示：“美元依然具备继续走牛市轨道的各项条件。一方面，美联储仍然致力于对抗通货膨胀，只有当美联储对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变得更加平衡时，投资者才会开始对美联储政策转向进行定价。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看到一场具有通货紧缩效应的全球衰退，但我们目前还没到这个阶段。”
另一方面，他称，宏观经济基本面也继续支持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比如欧元和英镑走强，这两种货币都处于极端压力之下。“除了利差因素，美元今年迄今升值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贸易条件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出现改善；反之，英国和欧洲的贸易状况严重恶化。”此外，西加里预计，比起上述两个原因，美元升值的下一阶段可能会更加受到风险厌恶情绪进一步走高的推动，投资者或将美元视为全球市场动荡下唯一的避风港。“如果全球避险情绪继续上升，美元指数今年稍晚可能达到2001年7月的121高点。”
强美元导致汇市及全球市场波动
历史上每一次强美元都会导致汇市和全球资本市场动荡。近期，英镑对美元一度跌至历史最低点，日本央行的干预仍难助日元脱离对美元的24年低位，欧元进一步跌破与美元平价。除了这些跌幅最为显著的主要货币外，10国集团（G10）的每一种货币今年对美元都出现贬值，平均跌幅约16%。
汇市波动也持续走高。上周，德银的货币波动率指数（Currency Volatility Index）跃升至两年半来的最高点13.55。该指数用于衡量七国集团（G7）主要货币的历史波动率。分析师预计，汇市波动将持续。
CIBC资本市场北美外汇策略主管拉伊（Bipan Rai）表示：“目前的汇市确实还存在更多无序行动的基础。虽然外汇交易员对波动并不陌生，但各种风险的汇合使此次波动显得尤为突出。”他补充称，“本轮汇市波动与2020年3月时不同，当时，政策制定者团结一致，对疫情的反应大体相似。而眼下，交易员面临着全球央行在应对通胀飙升和货币疲软时以不同方式作出的反应。”
FXD Capital首席执行官哈德尔斯顿（Chris Huddleston）表示：“过去，汇市波动是一个宏观经济故事，但这一次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央行故事，全球央行都在争抢加息。”
不仅汇市，强美元还导致全球资本市场越发动荡。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全球固定收益团队的投资组合经理兼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卡伦（Jim Caron）对第一财经表示，美联储大幅加息以及伴随而来的强美元已经构成了全球的一个风险情况。
他称，由于美联储为全球最大央行，而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美联储政策对全球货币政策影响甚大。“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意味着美元在全球其他央行的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为最高，从以抵消美元债务。换句话说，全球央行需要有充足的美元储备来应对压力。这些美元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以赚取收入。”卡伦说道，“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则代表外国货币相对美元走弱。由于国家本币贬值会加剧通胀，将促使当地央行提高利率来对抗美元强势，以压抑高通胀。或者，国家可以通过买入本国货币干预货币市场，但只能用美元进行回购。为了筹集美元，国家可以出售美国国债，从而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
综合上述原因，以及由于美债收益率高企及美元强势对全球增长非常不利，他称，最终利率上升和货币政策将形成恶性循环，而且许多外国债务均以美元计价，将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优势缩窄。日本此前出手干预日元引起热烈讨论，如果类似的干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市场需认真看待。
摩根士丹利上周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美元持续走强预示着全球金融市场前景不妙，“从历史上看，强美元通常会导致某种金融/经济危机。而如果说有哪个时刻需要我们当心全球市场中的某一部分正在崩塌，那个时刻就是现在。”
纽约梅德利全球顾问公司（Medley global Advisors）的全球宏观战略董事总经理埃蒙斯（Ben Emons）表示，目前，随着美元的升值导致汇率波动和新兴市场美元融资成本上升，全球金融情况已经出现收紧，所谓的“美元勇士”（即对强美元做出反击的外国央行）正在增加。这一过程，据埃蒙斯称，往往伴随投资者抛售美股和美债，创造了“现金为王”的情况。
除了影响全球资本市场，西加里对第一财经表示，美元走强通常还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因为这些市场的大部分债务是以美元计价的。此外，由于欧洲目前似乎是全球能源和通胀危机的中心，而大宗商品大部分以美元计价，本轮美元走强的影响会继续对欧洲国家造成沉重影响。而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英镑或欧元走软也无法大幅提振出口。因此，面对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预计欧洲和英国的贸易基本面还将继续恶化。
会否有新一轮“广场协议”？
虽然如此，但截至目前，不论是分析师还是美国自身的表态都驳斥了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那样联合干预的可能性。广场协议是在1985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五国财长在美国的纽约广场饭店签订了一项协议，通过联合货币干预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持续升值。广场协议后的十年内，美元汇率不断走低。
摩根士丹利策略是团队上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当今时代，联合外汇干预很困难，因此我们不认为很快会出现新的广场协议。即便在当年，围绕汇率协调的讨论最早开始于1982年，筹备了三年才孕育出广场协议。”再者，该团队补充称，即便真的出现新一轮联合干预，在当前条件下，也很难导致美元持续疲软。因为与当年的情况不同，眼下，美国需要强美元。美元走弱将破坏美联储实现低通胀的目标，因为“美元走弱实际上是美国的通胀因素，也是国外的通货紧缩因素”。而当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使得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提高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
埃蒙斯也认为，正式的联合干预美元不太可能，各国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形式的行动，即“各国央行对强势美元发表更多言论”。
总部设在伦敦的金融智库OMFIF的美国主席索贝尔（Mark Sobel）表示，“联合干预措施通常只针对近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如果全球市场进一步发展至极度混乱和动荡，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联合干预汇率的理由。但眼下，各国的货币政策分歧大大降低了联合干预成功的机会，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干预‘犹如向风中吐痰’。”
最为关键的是，英国、日本近期的动荡还不足以令美国产生联合干预的意愿。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尚未对近期的市场波动表达担忧。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上周对外媒表示，市场运作良好，她也没有看到可能导致金融稳定风险的流动性问题。在上周被问及G7是否可能效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阻止美元强劲上涨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更是直言“这不是我们预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