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因大流感去世。一百年后，在疫情在全球仍旧蔓延的此刻，一群学者相约云端，于线上开展对马克斯·韦伯的纪念。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学生，还是广大读者，对这个名字都再熟悉不过。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奠基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从几乎是人文社会科学必读之书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选为20世纪最重要社会学著作的《经济与社会》，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2020年6月14日，恰逢马克斯·韦伯百年忌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国内外知名学人与新秀，包括李猛
（北京大学）
、阎克文
（浙江大学）
、渠敬东
（北京大学）
、田耕
（北京大学）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
、郦菁
（浙江大学）
、徐晓宏
（密歇根大学）
、董一格
（普及海湾大学）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
、张杨
（美利坚大学）
、周陆洋
（布朗大学）
和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浙江大学）
，在云上共思韦伯。对于韦伯的研究，百年来从未停止。过去的一百年，韦伯一直是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对于现代社会独到而富有见地的描述、解释甚至是预言，都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场学术对话中，无论是从韦伯著作本身展开论述，还是将韦伯思想与自身经验抑或是现实情境相结合，学者们都给出了极为精彩的展示。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在这些种种的悖谬与张力之间，我们应当如何处理韦伯的思想遗产，如何将韦伯的著作给出更多“在地”的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又应该何去何从，这些仍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文经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授权刊发。
李猛：从《新教伦理》的修订看韦伯对“政治”的理解
李猛
李猛教授列出《新教伦理》的两个版本——1904-1905《文库》版和1920修订于《宗教社会学》第一卷的版本，来比较论述韦伯思想的演变。
他首先指出在韦伯著作史研究中，《新教伦理》的处境十分尴尬：它不是韦伯成熟作品，按照学者的划分，韦伯著作与思想的成熟期是在1910年以后。一般读者会读到这本书的两个版本，所以常会用后来的文本来理解韦伯早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在《宗教社会学》的结构中，《新教伦理》只是帮助理解主体内容的引子，而非成熟的作品。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来理解韦伯思想，在于可以借此看到韦伯成熟思想中最核心的要素——支配社会学，是如何从《新教伦理》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
李猛认为，《新教伦理》与宗教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关注政治和社会，相关修订的文本的例子遍布全书，可见政治取向和社会伦理在初版认为属于著作内容，在修订版中认为著作不关心这些内容。
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在于，韦伯最初写《新教伦理》认为要研究一系列问题，但是后来计划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新教伦理》论述结构来看，除了第一章谈到社会阶级，主要内容围绕精神层面； 对比《儒教与道教》，韦伯分别论述了家产制国家、家产制国家的承载阶层、新教伦理类似的主题，这是典型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方式。根据韦伯的方法论原则，修订是想寻找韦伯所谓“问题的思想关联”，需要解释的是，韦伯修订的不是文本，而是社会阶层、政治意涵与新教伦理的关系。比如韦伯在修订版中删掉了“自由”命题，原因在于他后期认为这样的命题不是他对于政治的理解，他强调宗教改革强化了宗教对于伦理生活的“支配”。
李猛最后总结道，这一变化的思路是从《新教伦理》到晚期支配社会学的核心线索，即意志对生活的统一。即韦伯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从伦理理性化出发，重新建立对权力和支配的理解。
阎克文：《经济与社会》的方法论意义
阎克文
阎克文从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入手，探究韦伯在此书中的方法论的意义。他认为，这一方法论体现了韦伯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韦伯的方法论立场：从人的社会行动入手。这一方法论对于考察历史特殊性、普遍性都是既实际又具体的起点。
韦伯在文本中提出了观察角度：我们出于认识或者实践的目的，将家族、国家等集团视为个体的存在，视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但是从社科的角度来看，这些集合体不过是对每个个人的具体行为加以组织的模式和结果。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动的’集体人格这种事情”，这个论断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反对以整体、有机的观念看待个体。
《经济与社会》此书的结构分成了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等若干要素，这反映出韦伯的基本历史观——即任何一个要素作为历史决定性力量都是片面的，只有多元因果观察视角才能建构起认识框架。
《经济与社会》是韦伯理想类型分析手段的杰出范本，在此基础上韦伯才能提出价值中立的原则。他自始至终抱着知识诚实的态度贯彻价值中立的原则，力求客观完整地认知和判断经验事实。
阎克文在最后指出，价值中立不仅与知识诚实有关，也是对负责任的理性化行动提出的要求，这也是《经济与社会》提出的复杂方法论挑战，即如何克制主观价值观偏好？考虑到价值多元化的现代性过程已经不可逆转，这个挑战就不可回避。
渠敬东：韦伯论学术与政治
渠敬东
在《科学作为职业》的演讲中，韦伯从外部和内部条件上讲学术面临的处境。一百年前德国大学面对美国化的情况，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不容置疑，但是美国化所带来支配发展的精神与德国大学在历史传统氛围上不一致，如大型企业化的学术管理与老派间有极深的鸿沟。另一方面，学术体制的国家化使得学术的内在灵魂丧失。韦伯的预言在二战后成为全球学术基本形态，这样的形态对学术研究内在驱动会产生什么效果？李凯尔特指出“科学并不意味着世界的除魔，反而让人意识到世界的巫术”，但是我们看到，韦伯对自己有着清晰的控制，他时刻把握着激发他的理智之爱的激情。这使得我们要在韦伯对于时代和命运关联中重新发现、考量并且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关系。
韦伯更为丰富的意涵在于，从学术转向政治的讨论，才能发现科学内在灵感来源。学者不仅是沉思生活的反映，当他站在讲台上公开发表观点，已经成为行动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韦伯看来，行动生活恰恰是新教伦理和现代生活最重要的面向，这也是他从行动角度构建现代世界的核心点。对于学者来说，不是理性钻研就能获得灵感，行动生活才是灵感的源泉。这样我们就回到韦伯对于政治的讨论，《政治作为职业》当然讲的是国家，讲的是国家的支配、顺从和人与人权威关系，但是这些仍然适合于现代的所有个体。
在传统三种支配类型的讨论中，在传统的支配类型部分，韦伯讲了家产制与中国士人的关系，这不是韦伯随意为之。在克里斯玛的支配类型部分，也能看到对于中国的引用。《儒教与道教》的讨论中，士人的影响缺乏“先知和英雄”的线索。克里斯玛是韦伯的关注焦点，这在现代世界有不同的意涵。因为现代世界是群众政治，或者以群众政治为基础表现的政党政治。简言之，领袖民主制的危险在于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核心问题变成了这种权力感从哪里来？如何控制？如何保持人与事的距离？
正因为如此，信念和责任既是政治的要求，也是政治对于学术的要求，要防止自鸣得意的伦理形态，要把士与精神气质结合起来。现代世界正因为是群众政治，所以任何抽象观念和价值都具有不可预知的危险，韦伯祈求的是以分析性的因果关系保持政治意义上合理的距离。学者同样如此，而不是付诸浪漫的感动。真正让韦伯感动的是成熟的人，是对后果负责任，按照伦理行事。韦伯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信念在哪里，信守责任伦理使得他不能完全展现他的信念，当我们追问韦伯有关学术和政治的根本讨论时，未曾言明的是他内在的信念或者世界观。韦伯不能给我们答案，但是韦伯对于这些问题丰富思考给我们以启发，我们要重新回到士人问题上，来看士人古今转化中的信念是什么。
冯仕政：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精神与气质
冯仕政
冯仕政将韦伯学说的气质概括为悲剧、悲情和悲悯。所谓悲剧，是指韦伯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悲情，是指韦伯的学说浸染着一种历史的悲情；悲悯，是指对于人类众生的未来抱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样一种精神气质，渊源于韦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内在张力的清醒认识，由此导致其学说具有一种冷峻的基调。在此基础上，韦伯学说给出的解决方案不是逃避，而是担当。
冯仕政指出，所谓人类历史的张力，在于韦伯看到了宏大历史进程中的悖谬，即价值和工具、目标和手段、动机和效果的背反，由此导致人类行动大量地发生非期然后果。面对这一现实，韦伯的抉择具有强烈的新教伦理色彩，即看到人类历史进程中黑暗和无奈的一面，但并不因此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地入世修行。新教伦理那种在无常中寻找有常、在不定中寻找确定的情怀深深地感染了韦伯及其学说。
受此影响，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组织、执行，亦即行政的角度去观察和讨论政治。行政与政治的差别在于，前者关注贯彻执行，后者重在擘划目标愿景。从行政观察政治，使韦伯看到很多从其他理论视角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他对英、美、德三国政治的观察就很有特色。韦伯对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启发在于，树立政治情怀很容易，关键是怎样落实；政治也是一门技术，许多通往地狱的路，原本是想通向天堂的。
同样作为其理论气质的反映，韦伯关于政治是什么的判断也很纠结，一头是政治作为暴力，一头是政治作为伦理，如何权衡取舍，颇费踌躇；而对从政者来说，是服从信念伦理，还是服从责任伦理，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韦伯指出，政治家要有一颗坚韧的心，以便随时承受希望的破灭。
冯仕政还将韦伯与马克思进行对比，发现两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诊断和论述逻辑都高度一致，但给出的前景和开出的“药方”却截然相反。马克思是乐观的，认为人类会全面解放；韦伯却是悲观的，认为人类会陷入理性的牢笼。
最后，冯仕政总结道，气质也是知识社会学的一部分，因为学问不可避免是对学者自我的表达。面对有涯之生和无涯之世的张力，学者在日常生活对生命的感受会浸润到研究当中去，对其理论的范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郦菁：韦伯遗产与波兰尼时刻
郦菁
韦伯政治性思想中有很多悖论，如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克里斯玛领袖论，以及学术与政治的悖论，其间存在着很大张力。郦菁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为什么德国知识分子会陷入这样的两难，或者说，他们是面临怎样的思想情景与历史结构性的条件，使得他们容易陷入这样的悖谬之中？
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考虑谁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承担者。与英法俄相比，德国的政治和文化承担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此间，德国遭遇了两重后发性——一是后发的上升的民族国家，二是民族主义的承担者是一个上升的阶级。在此条件下，德国知识分子无法逃脱民粹主义的影响。20世纪存在着两个自由主义替代性的政治方案，一是法西斯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两个方案都与德国联系密切。韦伯与这两种方案都保持距离，但他同时也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长期的徘徊，他认为这两者不矛盾，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逐渐转向了民粹主义。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经历了“波兰尼时刻”。波兰尼所言的市场化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的冲突加剧，此前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更替。德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政治经济制度的艰难选择，知识分子同时面对思想上的悖论和言说、行动空间，如果韦伯能活到三十年代，面对此种境况可能会有其自己的政治选择。
最后，郦菁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种政治与文化的承担者，抑或‘知识分子’日益成为一个场域，而不再由社会群体承担？在2020年出现大的结构性变化，‘波兰尼时刻可能再现’，在此过程中该提出何种社会保护方案，面临何种思想悖论？”
徐晓宏：轴心文明论与韦伯的大分流问题
徐晓宏通过比较韦伯与卡尔·雅斯贝尔斯，发现韦伯对于政治浓厚的兴趣在跨文明比较中缺失了。韦伯笔下的政治一方面是权力政治和结构性资源的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作为创造性的公共言说和行动的思考。徐晓宏的基本观点是后一种的政治在韦伯跨文明比较中的缺失，有它在方法论上时代错置的原因，但更根本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这种分离无论是在韦伯的时代，还是现在，都掩盖了公共政治在轴心文明革命中的关键意义。
卡尔·雅斯贝尔斯
徐晓宏指出，当我们以资本的逻辑来作为解释框架时，本身也就是以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消解了政治，而复制了这种政经分离的陷阱。就像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国Chimerica的危机。而中美国之所以成为可能，也就是源于这种政经分离在东西方两种变奏的合流——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将经济作为一个自我调节的领域，剥离于民主政治之外，另一方面是中国在七十年代之后，大众政治退潮，逐渐形成了去政治化和经济主义的格局。
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两种变奏表面上有所矛盾，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但实际上又长期以来是互相依赖的。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似乎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无可替代；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经分离的转型模式，在东欧和拉美等地的表现，好像又印证了中国的经济主义对大众政治的抛弃和所谓的“告别革命”。这两者在政治精英主导，并把大众公共政治排除在经济之外，这一点上难道不是有根本的共识吗？
当代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民主政治对于政经分离的社会后果的反弹，而这个反弹的政治特性以及政治经济的隔离是否会被打破和怎样被打破，还是一个未解的谜题。在中国，政经分离是否会被延续下去，还是说我们如何创造政治，来回应和抵抗政经分离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才是我们有待考察的问题。
如果说韦伯认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种可能性的艺术如何在大众的实践之中成为可能。这种政治不是施密特意义下的“区分敌我”的政治，而是创造新的社会联结的行动。这些联结必须是社会性而非是经济性的，并且不同于家/国主义那样原生性的联结。这种政治创造的新，不代表历史维度的缺失，而是个体对建构行动的自觉。
事实上，对政治作为一种公共行动可能性的历史和对社会联结的记忆不断做新的论述，这本身是这种政治生命力的源泉。而文明革新的意义就是能否为打破政经分离，为创造新的政治和新的社会联结，提供思想的资源，就如同雅斯贝尔斯笔下的轴心文明革命，为创造那个时代的新政治所做的那样。
董一格：韦伯、马克思与社会学的批判视角
董一格指出自己的讨论原点在于一个“局外人”与韦伯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董一格第一次读韦伯是在十二年前的“韦伯、范伯伦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谱系”课上。这门课对董一格后续学术人生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申请博士生时用的Writing Sample也是用的本节课的课程作业。
读博期间，她的视角已经不知不觉从一个书本塑造的宏观视角，转化成了一个自身经验塑造的底层视角——劳工、女性、少数族裔、全球南方乃至交叉性问题，这些经过民权运动、身份政治洗礼后的美国社会学的流行范畴，并不十分费力地召唤了她自身经历中感到被压抑、被边缘化的东西。结合社会史诸多的成果，对边缘群体的经验研究，从而成就了一种她认为的自我赋权的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世界格局的加速变化，她愈发强烈感觉到泛左翼内部的理论资源，虽然可以很好的做一些政治经济学、文化认同乃至微观权力的分析，但却不能很好地把握宏观权力、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动向。于是，她又重新回到了韦伯与波兰尼。
《学术与政治》[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
韦伯所处的时代与现代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它们都是一个“波兰尼时刻”。我们可以在韦伯发表《学术为志业》演说发现些许端倪，如果我们去重构韦伯生命的最后十年，韦伯的政治选择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而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韦伯十分同情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认同一种关注再分配的福利资本主义，他也欢迎制度化的劳工游说团体，但是他对革命的不信任似乎是源于两点，一是他已经先知性的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革命，不能解决官僚机器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在20世纪中期困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战争的爆发，韦伯似乎对德共革命导致的国族力量的分裂十分厌恶。对韦伯与左翼关系的剖析是否最终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结构性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与自由主义能够结成一个更加紧密和进步的同盟，而激进左翼革命究竟有没有与当时那种情况下不一样的命运？因为这种结盟不单是韦伯曾经尝试做的，也是解释韦伯身后纳粹崛起的重要线索。
通过梳理，董一格发现韦伯与左翼之间的重合、交叉、对峙可以生发出新的问题。在不断变化的当代中国，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接受韦伯视角，还是诚实承认这之间存在张力，是我们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周雪光：“韦伯视角”与中国官僚制度研究
周雪光
周雪光研究的领域是组织社会学，而韦伯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韦伯在中国官僚体制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与非常独到的分析，对周雪光也非常有启发。周雪光选择了三个学者王亚南、孔飞力、黄仁宇的代表作，比较这些作品与韦伯视角的关系。
第一本书是王亚南发表于1948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周雪光认为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官僚制度做了最为深刻的批判。王亚南用阶级分析方法讨论官僚阶级与皇权、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官僚体系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关系。但是王亚南也有“有所不为”的取舍：第一，他没有讨论官僚体制内部的具体内容，似乎只要了解官僚阶级的属性和利益所在就可以认识其行为了。第二，全书没有建立比较制度的分析基础和立体感，没有提出关于官僚制度本身的分析概念与分析工具。而韦伯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在这方面特具优势。韦伯将中国官僚制度放在比较历史分析的大背景下，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概念，诸如正当性、权威类型、支配形式等。在比较制度的视角下，韦伯的官僚制度成为了与特定支配形式相关联的组织形式，使得官僚制度真正成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本书是孔飞力的《叫魂》，这本书着眼于18世纪末乾隆盛世的政治运动。孔飞力发现在这个运动之中皇帝通过专断权力打断官僚的常规权力，形成了皇帝与官僚制度之间的独特互动模式。在第九章，孔飞力通过韦伯视角透视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交错与相互作用。周雪光认为，如果没有这一章的点睛之笔，前几章只能说是描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卧龙”，却不能腾空而起。
第三本书是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赋税》，这本书对明代中国官僚体制有深入的论述，特别关于上层官僚“有权而无力”，下层官僚“有力而无权”，“数目字管理”等现象的讨论入木三分。他的文字中很少出现对社会科学概念应用的尝试，他的这些洞见与观察主要来自他自己戎马生涯的经历与山河破碎的感慨而引发的反思。这点与孔飞力相比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缺失韦伯而留下的遗憾。但是我们也能看到黄仁宇的大历史与韦伯比较历史分析的相似性，特别是“数目字管理”有韦伯意义上理性化过程的影子，国家能力扩展的理性化过程体现在“数目字管理”之上的。在这一点上有线性化发展的隐含前提，更接近王亚南的思路。
张杨：韦伯、德国政治与自由帝国主义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德]沃尔夫冈·J·蒙森著，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出版2016年10月
张杨讨论了三个张力：韦伯同时作为帝国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张力，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张力，德国与当时世界霸权的自由主义帝国英国之间的张力。十九世纪，英国与法国先后形成了自由帝国主义观念，德国则在1848年革命之后也产生了类似的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向运动。两者之间的张力比英法更大，体现在国际环境、国内制度与个人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在韦伯的一系列政治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证据。
国际环境层面主要为德国的后发国家现象，与自由主义霸权帝国英国的矛盾。这不仅仅是结构现象，也与德国领导有关系。在韦伯著作中，他表现出对俾斯麦造成德国政治建设滞后的不满，而德皇威廉二世笨拙的政策风格将英德之间的关系彻底崩坏。国内制度层面，1848年到1880年代，德国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尚能融合，但之后俾斯麦的威权风格与威廉二世的对抗政策获得了更多的国内支持，自由主义在德国的政治发展逐渐失去话语权。个人意识形态层面，韦伯思想发展折射出德国自由帝国主义者的命运。在韦伯思想的成熟期，他致力于调解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张力，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
最后，张杨比较了英法德三国的自由帝国主义，其中发展最成熟的是英国、其次法国、德国末之。以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张力作比较，英国最小、其次法国，德国在1880年之后达到最大。作为思想家，韦伯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张力，也远远大于英国的约翰密尔与法国的托克维尔。
周陆洋：韦伯与俄国革命
《论俄国革命》[德]马克斯·韦伯著，潘建雷、何雯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7月出版
韦伯笔下的俄国革命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进程，包含了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三次革命之间没有绝对的隔断，韦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俄国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是自由主义，但这个目标并没有因为革命成功而实现。韦伯认为这个结果是难以避免的，俄国自由派软弱幼稚，没有能力承担自由主义的重任，没有学会通过理性论辩组织行动的议会政治技能。韦伯还认为俄国自由派缺乏培养的土壤，他们大多都是乡村理想主义者，并没有与各个社会集团特别是企业和银行做到紧密联系。
俄国革命的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最终形成了一个官僚控制的社会主义，而非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韦伯认为官僚化的进程相对于其他社会进程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特别是沙皇末期官僚制度对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工人运动与自由派运动造成了巨大侵蚀，导致了官僚力量远远大于其他社会力量。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只有抓住官僚机构才能巩固革命成果。
俄国革命的第三个目标是民族主义，虽然早期有着一定的进展，但在苏联成立时期又被取消与收回。韦伯虽然对俄国民族主义论述并不是很多，但他还是指出与官僚制密切相关。特别是1905年革命之后国家合法性开始从沙皇向官僚制度制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转换。
最后，周陆洋强调韦伯方法论中的个体主义倾向，特别是对不同个体之间的比较与定性研究。韦伯对俄国革命研究抓住了官僚制的核心，相对同时代的其它观察，他看到了俄国革命长期稳定的特征。
赵鼎新：韦伯与历史社会学
赵鼎新
“韦伯伴随我的学术成长”。在长期与韦伯的互动之中，赵鼎新从韦伯长处与短处逐渐理解韦伯、定位韦伯，最终发展与改造韦伯。
赵鼎新介绍了他开启社会学研究事业之初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核心都是：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及国家权力的某种限制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关键，但这个限制却并不需要来之于“民主”。韦伯身处于当时身为后发国家的德意志帝国，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张力也非常明晰，这与当时读韦伯的赵鼎新内心的张力有很大的相似性。继而，赵鼎新强调韦伯研究之中经验错误与大局正确之间的张力。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之中的经验论述漏洞百出，但韦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比较视角，使得他的研究相比其他汉学学者更具有穿透力。赵鼎新指出，这个发现不仅使他重新审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价值，并且对自己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
在韦伯的影响下赵鼎新写作了一系列的论文与专著，其中包括：《Max Weber and Patterns of Chinese History》与《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另外，韦伯理论也启发赵鼎新理解工业资本主义在欧洲形成的关键原因，其中包括工具理性的价值化、天主教世界的垮台、世俗意识形态的逐渐上升等。
在对韦伯的批评与发展中，赵鼎新致力于对韦伯支配理论进行改造，提出了新的合法性理论——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赵鼎新指出意识形态、程序和政府绩效是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最根本的来源。一个完美的理想型分类体系必须具有正交性和完备性两个特征：一是该体系中每一概念所构成的“维度”
（或者“轴线”）
必须是相互正交的，即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二是该体系中概念的集合必须是完备的，即这些概念放在一起必须穷尽此类现象的所有可能性。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各有特性，本身很难说有什么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这三个基本面向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的组合，以及一个具体组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改变的能力。时代变了，一个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侧重也得随之改变。赵鼎新进一步说，通过社会机制将宏微观的社会联系加以勾勒，得出了绩效合法性等三个因果关系是联系国家合法性基础和民众政治认知模式最为重要的机制。
最后，赵鼎新还指出韦伯传授了我们分析性的解读工具与笛卡尔几何在社会科学中的具体应用。赵鼎新强调，韦伯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在批判性的反思之中，他反复重新理解韦伯、定位韦伯、走出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