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时代与柏灌时代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唐代诗人李白在其《蜀道难》中曾慨叹古蜀国历史的久远和茫然无知。古蜀国的历史源头可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中，窥见其悠久历史之一斑。犹如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一样，蚕丛是可知的古蜀族的先祖。关于蚕丛，最早见之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其书已佚，然可从它书对其引录中见其大概：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鱼凫、开明。⋯⋯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华阳国志·蜀志》也见有相关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关于古蜀族的先祖，文献记载较少且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蚕丛是古蜀族的始祖。蚕丛与蜀族的关系亦可从"蜀"字的本义上有所反映。蚕丛（包括其后的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应是一个氏族或部族或家族的称号，而不是专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这一群体的经济活动当与养蚕相关。

关于"蜀"字，在甲骨文中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等卜辞，证明了蜀的历史存在，但"蜀"与"蚕"二字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有人提出"以蚕释蜀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蜀"的称谓是中原统治者对生活在四川盆地的蚕丛族的一种贱称，有人指出："商代的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则可能是一种贱称。"中原统治者之所以以蜀称呼蚕丛族，当是因为蚕丛族以养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个擅长养蚕的民族，故以似蚕的毒虫蜀贬称之。

段玉裁在《说文·目部》的注文中写道："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正因为"蜀似蚕"，才有以蜀贱称长于养蚕的蚕丛民族的发生，蚕丛与"蜀"的称谓在此统一了起来。蚕丛作为蜀族的始祖最早活动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岷江上游。《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置有蚕陵县，应为蚕丛之故地，据考证，蚕陵故城在今四川省松潘县南界的叠溪。在岷江上游，有不少遗迹传说与蚕丛有关。《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在叠溪之西有蚕陵山。"这些记载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蚕丛族曾在此区域生活。

蚕丛究竟距今有多远，蚕丛时代究竟在什么时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做了各种推测和猜想。李白诗中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这种说法这当然只是一种艺术夸张的表达，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文选·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云："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这一说法也不可信。《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载："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又载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可得到其它资料的旁证。结合文献中关于嫘祖、西陵氏、蜀山氏的记载以及对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可大致推定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属同一时期。

 

《华阳国志·蜀志》在记述蜀国远古历史时写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这是从这些文献记载中获得的信息，由此得出"'蜀山氏'、'西陵氏'与黄帝同时，并已通婚，是可靠的"。西陵氏当活动于川西北一带，嫘祖是西陵氏中的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养蚕治丝的发明人。从嫘祖长于养蚕治丝及其活动区域来看，当与蚕丛属于同一部族，他们都是传说中的蜀人的先祖，当属于同一时期即与黄帝属同一时代。

正如任乃强先生所分析："黄帝娶西陵氏女曰嫘祖，始教中原人民养蚕，'西陵'盖即蚕陵国也。"从昌意降居若水并娶蜀山氏的记载来看，蜀山氏活动于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流域。若水为今天的雅砻江，发源于今四川石渠县，流经四川西部甘孜、新龙、雅江、木里、九龙、盐源等县后入金沙江。蜀山的位置当在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蜀山指"蜀山氏所居岷江左右之山"。根据文献的相关记载，西陵氏、蜀山氏与蚕丛都曾活动于四川的西北部，而且活动的时间范围大体相当，她们可能属于同一部族，或是同一部族的不同称谓，蜀人先祖蚕丛生活的历史时期即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从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城址应是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都城的历史遗迹，时代早于三星堆城址而文化与三星堆具有一定差异的、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的系列史前城址，很可能属于早于鱼凫王朝的柏灌时代的历史遗存。宝墩文化城址中最早的距今已有4500年，由此上推，蜀人的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同期也是完全可能的。蚕丛之后为古蜀国的柏灌时代。关于柏灌，历史记载极少且有出入，但皆本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引作"柏灌"，《文选·蜀都赋》注引为"柏"，《艺文类聚》又引作"伯雍"，但都记为蚕丛之后、鱼凫之前蜀人的又一统治者，其经历数百岁，应为蜀人的又一部族而非个人。"三星堆文化第1、2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而第2期与第3、4期一脉相承，为鱼凫氏统治时期的文化。据此，如以史籍所记三代顺序，则有可能第1期包含有柏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是蜀人柏灌时代的历史文化。

鱼凫王朝

历史文献关于古蜀国鱼凫朝的记载极其简略，《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后者名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与湔。"《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从文献可以看出，鱼凫是蚕丛、柏灌之后蜀地的第三代王权，曾活动于或者说最后活动于湔山一带，湔山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71《彭山县》记载："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鱼涪津也。"《四川通志》卷49《温江县》记载："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综合文献信息，可知鱼凫部族作为蜀族的一个分支群体活动于川西平原，并成为蜀国的统治集团。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特别是近年来遗址中文物的大量出土，为认识遗址性质和古蜀国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有有人将三星堆遗址与文献所载杜宇都城"瞿上"联系起来，认为"瞿上"就是三星堆古城；也有有人提出杜宇最早在蜀建立国家，其都城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两种观点虽有一定差异，但都认定三星堆古城为杜宇王朝的都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时代的城市，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是鱼凫世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其一期文化与二期以后文化差异较大，文化面貌缺乏连续性，一期属宝墩文化的范围；二期以后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们属于三星堆文化。从出土文物和相关年代的推算等来分析，三星堆文化应属于古蜀国鱼凫世的文化，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王朝的都城所在。

 

有人将"鱼凫"解释为鱼和凫，"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这种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实际上，鱼凫是一种以善于捕鱼的水鸟为图腾的部族集团的称呼，而并非个人的名称。这一点可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一条金杖，长1.42米，重约500克，杖的上端有0.46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共有三组，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是两头相对的两只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两条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据考证，这里的"穗形叶柄"实际为一枝箭的形状，图案中箭已射入鱼身，其含义是一只鸟正拖着一条被箭射中的鱼。这里的鸟是一种擅长捕鱼的鸟，这组图案内容可理解为"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可认定为"鱼凫"部族集团。

 

此外，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数量不少的"鸟头形勺把"，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许多射部呈鸟形的E型牙璋，二号祭祀坑发现了巨大的铜鸟以及其它鸟的造型，这些鸟的形象应与金杖上的鸟的图案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一致性，是鱼凫王朝文化的反映。鸟形器物以及带有鸟的图案的金杖等的出现时间都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以后，而三星堆一期与二期之间差异较大，一期文化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由此可以推想，在柏灌时代的宝墩文化之后，鱼凫王朝取而代之，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形成了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将古蜀国的历史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从年代上推算，也可大致确定三星堆文化为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

杜宇之前为鱼凫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周初年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应属于鱼凫时代，三星堆文化是鱼凫时代的蜀国文化。从考古文化来看，十二桥文化是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的新的发展，与文献记载的杜宇时代大体对应。大约在商末周初，杜宇战胜了鱼凫，三星堆文化由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古蜀国由鱼凫王朝跨入了杜宇王朝。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消亡，有有人主张与洪水有关，是洪水毁灭了三星堆古城。然而从考古发现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杜宇取代鱼凫导致了三星堆的衰亡。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蚕丛等祖器被毁坏填埋，而且填埋器物数量极大，这些器物不仅被肆意焚烧，而且加以专门毁坏，之后才按照一定礼仪规定进行填埋，以庆祝他们的彻底胜利。十二桥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但对三星堆文化有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其前后构成了发展的连续性。这似乎说明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毁于大的自然洪水，而是为新的杜宇王朝所摧毁，杜宇在政权上推翻鱼凫王朝的同时，又对其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将蜀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推进到了新的历史时期。

从宝墩文化中经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前后发展的脉络明显具有着连续性，这反映出从蚕丛、柏灌、鱼凫以致杜宇，蜀族的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蜀文化应是以蜀族为主的共同体的物质遗存而不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族）先后建立的蜀国的遗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传说和文献记载的不同统治集团可能是蜀族内部不同集团相继在川西蜀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这一假想可以成立，倒是和考古材料一致的。"

杜宇王朝

关于古蜀国杜宇王朝，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使鳖灵决玉山⋯⋯望帝与其妻通。惭愧⋯⋯乃委国授之而去，⋯⋯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文献中关于杜宇的记载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和后世进行粉饰的成分，并且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但从中仍不难看出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杜宇，又作"蒲泽"，再作"蒲卑"，这一称呼可能与其曾都于郫邑有关，号曰"杜主"，又号"望帝"。杜宇之前古蜀国的统治者是鱼凫，杜主取而代之，建立了古蜀国的杜宇王朝，杜宇王朝历经几百年后，又为开明王朝所代替。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来看，鱼凫时代的结束和古蜀国杜宇时代的开始，时间发生在商末周初。任乃强提出，开始建立杜宇王朝的杜主，应生活在"西周年代或且在殷末年代"，这一判断应该说是较为准确的。从考古文化的变化来说，三星堆古城与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大体一致，遗址中二、三期遗存属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四期已属于另一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范围，十二桥文化取代三星堆文化应是杜宇王朝取代鱼凫王朝在考古文化上的反映，杜宇取代鱼凫的时间应在商代中期以后或者商代后期。

杜宇王朝消亡的时间相对来说较为清楚。据《华阳国志》和《史记》等文献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灭掉了开明王朝的蜀国。又文献记载开明王蜀共有12代，若以每代25年计算，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在公元前616年；若以每代30年计算，杜宇王朝灭亡的时间在公元前676年，可知开明取代杜宇大致在春秋中期或者早期偏晚阶段。《路史·余论》记载杜宇禅位元开明以后，经过了11代350年为秦所灭。由此推算杜宇王朝消亡当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这一说法可与开明氏共经十二代可大致吻合。李学勤提出，"望帝的禅位鳖灵（令）很可能在公元前650年上下"。关于杜宇王朝消亡即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虽然我们尚无法确知，但大体时间定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应是较为合理的。

从考古文化来看，接续鱼凫三星堆文化的十二桥文化（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的一期文化）的时间在商代后期前后，年代范围大致在殷墟一、二期之际到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250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由此可粗略看出古蜀国杜宇王朝的前后延续时间大约有2、300年。杜宇王朝后期，成都平原发生严重水灾，杜宇蜀国受到重创，开明趁机起兵取而代之，建立古蜀国开明政权，随后的首要任务是带领蜀国人民治理水患，进行灾后重建。这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结束以及十二桥文化到新的古蜀文化中间有一断层可得到一定的说明。十二桥遗址群的二期文化已与一期的十二桥文化有所不同，"似乎处在从十二桥文化向战国时期前后的所谓'蜀文化'的过渡阶段"，而一期、二期之间存在有较大的缺环，造成这一缺环的背景可能是杜宇后期的水灾及其随后开明夺取杜宇政权的战争。

关于杜宇的族属，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郦道元《水经注》卷33《江水》引来敏《本蜀论》云："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这两则资料中提到两个地名，一是朱提，一是江源，杜宇从天而降，到了朱提；《本蜀论》虽未提到朱提，但将江源女子利称为朱利，此处的"朱"当与杜宇的"朱提"有关。朱提即今云南昭通，江源在今四川崇庆县。杜宇从朱提北上，后与江源蜀人联姻，逐渐融入四川盆地的蜀族之中。到杜宇取代鱼凫之时，杜宇族人（亦可算入蜀人）应已与鱼凫蜀人的文化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宋治民提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蜀文化应是以蜀族为主的共同体的物质遗存而不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族）先后建立的蜀国的遗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传说和文献记载的不同统治集团可能是蜀族内部不同集团相继在川西蜀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这一假想可以成立，倒是和考古材料一致的。"古蜀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纳新、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的共同体，杜宇虽来自外域，但较早进入四川盆地，并与当地蜀人联姻，逐渐融入古蜀族的群体之中。邓少琴指出："杜宇继鱼凫之后而王蜀，其去帝位，仍'升西山隐焉'，亦如鱼凫王之湔山而得仙道，应视蚕丛及杜宇为同一族属。"这一推断具有一定的道理。

开明王朝

关于蜀国开明王朝的历史线索，文献记载较为清晰，开明取代杜宇，建立蜀国开明王朝。开明王朝历经12代，最后为秦所灭。秦灭巴蜀的时间，《华阳国志》记作周慎靓王五年，司马迁在《史记》的《秦本纪》和《六国年表》中都记为秦惠文王更元九年，两书表述虽有差异，但时间完全一致，即秦灭蜀国发生在公元前316年。以公元前316年为基点向前逆推，开明王蜀共十二代，其取代杜宇统治蜀国开始的时间大约应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杜宇王朝后期，适逢水灾，开明氏趁此起兵取而代之，史书中所述杜宇禅位开明鳖灵之事不足为信，"这一取代过程，无疑是充满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的。"

在开明王蜀的十二代中，史书中提到名字的仅有四位：开国治蜀者鳖灵（鳖令），第二代卢，第三代保，还有徙治成都的开明尚。开明王朝时期蜀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疆域不断向北、向东、向南扩展，《华阳国志》中说"卢帝攻秦，至雍"，"（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领土北面曾到陕西关中，西南到今四川雅安，南面到达四川宜宾和贵州北部；《蜀王本纪》中讲"蜀王据有巴蜀之地"，说明开明蜀国领土东面已越过嘉陵江，甚至与强大的楚国接壤。通过开明王朝多年的不断军事扩张，到战国时代，"开明王朝的国力比杜宇时期大大增强"，蜀国"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关于开明的族属问题，《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文献都将其记为荆人，与开明与原有的从蚕丛、鱼凫以至杜宇的蜀人有所不同。这一点也可从成都市杜宇时期的十二桥文化与其后的上汪家拐文化遗存（开明蜀国的文化遗存）差异较大并且前后考古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缺环等方面得到说明。开明氏以异族统治蜀国，为蜀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蜀国文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于开明氏原来与巴人、楚人在地域上相临近的地缘关系，其文化或多或少融入了楚文化和巴文化的成分，在开明统治蜀国时期，这种融有巴楚文化的文化直接影响到了春秋战国以来蜀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