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抗疫过程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爱国义士，他们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战疫故事。

湖北作为历史上的楚地核心，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的最高情感深埋在楚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里。楚人最富有热爱家邦、热爱祖国的传统精神。

一、历史上，楚地统治阶级皆以社稷为重

楚区的君臣以国家为重，楚国的军事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偷生。

楚康王时，令尹襄为吴师所败，引军而还，自尽于途中，临终之际嘱咐子庚一定要修筑郢城。《左传》借“君子”之口称赞道：

“子襄忠······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

 

楚君也很以社稷为重，较为平庸以至昏聩的楚君，也不敢做丧权辱国之事。

就好比如，楚共王有鄢陵之败，临终前要求大夫在他死后加上“灵”或“厉”的恶谥，即是自己给自己加一个不好的名声。

又好比如，暴虐的楚灵王听到政变发生的消息，惶然不知所从，右尹子革建议他逃往别国，他拒绝并说这样只会自找没趣，竟只身走向郢都中途自缢。

又好比如，昏庸如楚怀王，遭秦国软禁，宁死也不肯以捐弃国土为代价换取一己自由。仅凭这一点，他赢得了几代楚人的怀念，以致秦末起义楚人拥立的楚王仍称怀王。

 

更有意思的是，就算是国君，一旦刚愎自用，不听谏诤而致战争失利，臣下也可加以惩罚。

《古琴录》中关于楚王子无亏以琴言志的轶事，也是上层楚人家国之情的自然流露。王子无亏入秦作人反，常忧愤于只身异域，有家难归。在一个月白风清的秋夜，无亏想起了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便轻抚木琴，唱了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洞庭啊秋风萧琴，涔阳啊草木萋萋，我寄身在千里之外，不如咸阳一名布衣。这悲切的歌声，寄托了一个漂泊于异国的游子眷念祖国的赤诚之心。

 

二、植根于普罗大众中的爱国情怀

不仅楚国的君臣文人士大夫对故国充满情怀，这种爱国情怀根植于人民之中，这才是楚民族爱国精神生长的真正的深厚土壤。

比如，公元前506年，吴师攻入楚都，楚昭王逃到赵国。有个叫屠羊说的商人，一路侍奉着楚昭王，事后昭王要绐他高官厚赏，他都辞谢了，还是去干他的老本行做屠羊生意。

又比如，楚辞诗歌的“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便是适应了楚民族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的需要，也体现了一种有意张扬的强烈的民族意识。秦末以楚人为主干的反秦大军的口号是“张楚”，他们的誓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里浸透的是楚人对故国的壮怀激烈的缅怀情愫。

 

楚国不乏爱国志士，后于庄子不到半个世纪的屈原把楚人的爱国精神推到了一种最高的典范。屈原的先祖都很热爱祖国。他的诗作，朱熹在《楚辞集注》里说是为“念国”而作。屈原诗作反夏咏叹再三吟哦，表达得最为充沛深厚的情感是这一份故国情怀。

那是不是包括屈原在内，楚人的爱国都只是爱楚地呢？不，不尽然。请继续看下去。

 

三、屈原树立大中国天下观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屈原的伟大，不仅仅是他对楚国的挚爱，他的更伟大处，在于他对把诸夏与四夷都囊括在内的大祖国（成曰广大的国家观念，也即天下观，大致是今日范围的中国）的热爰，在屈原的思想中，楚国只是大祖国的“南国”。

 

郭沫若以 《天问》为例，指出《天问》中屈原所提的170多个问题大多数是针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而记叙而发问的，从而认为“他对于楚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范围的”（郭沫若原话）。

 

屈原是忧国与怀民合一。在他的作品中，饱含着对人民的关切与眷恋。《离骚》句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这证明他在流放中和普通人民的血肉关系，可见在屈子心中，民的分量是比君王宗主重得多的。

从此，爱国主义成为楚人后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千载而下，“狐死首丘”这一出自楚文化的成语典故所表达的家国之思，成为中国人民叶落归根的传統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