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说“古代中国失去了印度洋”？中国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印度洋啊！在日前出版的《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美国历史学会古登堡奖获得者、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提出“古代中国失去了印度洋”的说法。不过这一说法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对。

“说中国是农业帝国是对的，这并不排除中国也是海洋社会。”杨斌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说，过去我们受的教育是，长城一线以北是草原游牧部落，以南是农业社会，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有互补性，这成为了书写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基本线路。谈到海洋，一般会讲述海外如何来朝贡，顺便进行一些朝贡贸易。“这些虽然没有错，但是还不够，因为这样的描述中，中国的沿海地区、海外联系都成了农业帝国的附属品，成为了不重要的点缀。”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提出“海洋中国”的概念，认为海洋中国是跟陆地中国几乎同样重要的属性，把它从战术的地位提升至战略的高度。

后来，杨斌又把视角从“海洋中国”扩展到了“海洋亚洲”，尤其是在研究海贝、撰写《海贝与贝币》一书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海洋亚洲的整体性。他说，“过去我们的亚洲只讲陆地，东边是太平洋，南边是南海、印度洋等，好像海陆是截然分开的，其实海洋深刻影响了我们陆地人的生活，海洋的影响可以深入到跟海完全不相干的地方。”

也是在写《海贝与贝币》之时，杨斌注意到了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泉州一号”。他写了关于这艘沉船的科普文章，之后的一系列文章发展成了他的海洋史专栏，这便是随笔集《人海之间》的由来。

《人海之间》的重心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以印度洋为重点，介绍了泉州一号、黑石号、南海Ⅰ号等古船，串联起龙涎香、海贝、椰子等连接古代中国和海洋世界的物品，还涉及了海洋交流中的重要的事与人。杨斌认为，印度洋是古代中国的极远（西）之海，是海洋中国的最远触角，代表着海洋中国的最高峰。马尔代夫，这个今天的热门度假场所，原来正坐落于海洋亚洲和海洋贸易的要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古代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交往的兴衰。

01 中国如何失去了印度洋？

界面文化：你认为，就海洋中国而言，唐代的中国属于被动接受，宋代的中国是主动进发。唐宋两代何以产生这样的区别？该怎么理解海洋上的“唐宋变革”？

杨斌：八世纪初，鉴真大和尚到广州的时候就发现，广州海港停泊的海舶全部都来自国外，没有中国的船只。这些船只来自阿拉伯、印度、波斯以及马来世界——也就是说，唐朝时中国尚无海舶驶向南海与印度洋。

南宋失去黄河故地，撤到南方，在军事上处于被动防御，但在经济政策上反而愈发开放。它控制的江南、四川等地都是多山丘陵地区，土地税收入大大减少，因而尤其需要依靠海洋贸易的税收，所以宋高宗下旨鼓励海洋贸易，对民间海贸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界面文化：元朝是唯一一个对印度洋有野心的朝代，对吗？

杨斌：宋朝是地区性的王朝，元朝则是世界性的帝国，蒙古人建立了四个汗国，从东亚到中亚到莫斯科，他们之间有联系也有竞争。忽必烈想把东南亚、日本都纳入他的帝国，所以三次出征日本，还出征安南、爪哇，均告失败。四大汗国只有位于现在伊朗的伊利汗国认同忽必烈的合法地位，所以他不断派使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波斯，与之结盟甚至联姻，因而关系密切。

界面文化：你在《人海之间》中谈到，元明的官方使节下西洋表面形式一样，但实质大为不同。能否具体谈谈这是为什么？

杨斌：简单而言，元朝的使节基本上是在利用民间的船，公私兼用，既是官方使节又是商人，因此动力更强。

明代不一样。永乐皇帝是篡位的皇帝，得位不正，增加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制造万邦来朝的场景。天下万国都承认我是天子，我当然就是天子了。所以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不是去挣钱的，而是去花钱的。他不计成本把东南亚各国、印度洋各国的酋长、国王、苏丹都请到北京来，一手导演了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舞台剧。

郑和下西洋依赖并征用了宋元以来原有的中国与海洋亚洲贸易网络，但它不是简单的借用，而是把所有民间的船、技术、人员和资源都征用了。原来民间自己可以造船和出海，后来都纳到了官方系统当中；下西洋结束后马上海禁，不许造船，不许出海。民间的原来的技术、造船的能力、人脉和资本被摧毁，商业网络也失去了，之后中国人和中国船没有再去印度洋。

1567年明王朝又开关了，但只是部分解除海禁，只开了漳州一关，只能去南洋，不能去印度洋了。明清交替时期，因为战争接着海禁，沿海三十里不许居住，一直到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清王朝才取消海禁。这段时期中国人新建了一个海洋网络，但这个海洋世界局限于东南亚，也就是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