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崇尚自然，追求人生天性

此特点属于思想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顺其自然和追求人的自然天性。前者是指主体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和途径；后者仅指主体追求人性的一种最高境界。这两个方面在湖北地区都显得很突出。

论及崇尚自然思想自当首推道家。按传统的说法道家学说渊源于创建楚国的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老子》主张 “道法自然”(郭店楚竹简本甲篇第15章)。治民之道，“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竹简本甲篇第19章)，从而达到“亡（无）为而亡（无）不为”(竹简本丙篇第2章)的目的。老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婴儿)”(竹简本乙篇第20章)，就是要返朴归真，回复到人性最单纯的境界。老子是楚人，虽不生在湖北，但湖北是楚文化的中心，其著作比较流行，如最早的《老子》版本，即郭店楚简本就出在湖北地区。郭店楚简还出土有道家佚作《太一生水》。《太一生水》比今本《老子》更为系统地表达了道家的宇宙生存论，主张“圣人无为，故无败也……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所强调的就是顺其自然。又如文学方面，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以标举“性灵”耸动晚明文坛。公安派强调“自然之韵趣”的“真诗”，不效颦汉唐，直面现实人欲天性，任性而发，真情流露，出自“性灵”；竟陵派主张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从古人诗中求“性灵”，“虚怀定力”创作“真诗”，达到“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境界。二派创作诗文的主旨思想，追求人的自然天性，促进了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的高涨。

2、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既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真情流露，想像丰富，大胆夸张，构思超常，幽深奇谲；以奇妙的幻想来体现美好的理想，并试图用美好的理想去“代替”或“补充”不理想的或不够理想的现实。浪漫主义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但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并非普遍存在。在中国地域文化史上，一般认为湖北文化最具有浪漫主义特色。湖北文化的浪漫主义特色，东周时期最为突出。已成为一种思潮，文学、艺术、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表现。大量漆器纹饰，普遍流行一种飘逸感很强烈的凤尾纹。楚地还流行一种複合造型法，即动物合体、人兽合体，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上的《击鼓舞蹈图》、《撞钟击磬图》，击鼓撞钟的乐师鸟首人身，奇幻怪诞，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诗歌《汉广》、《鄂君歌》（或称《越人歌》）等，也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屈原在这种氛围裡，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遭遇，开创了追求“美政”理想的积极的浪漫主义。宋玉也写出了充满浪漫主义的辞赋。湖北地区是楚国的腹心地带，这种浪漫主义思潮也辐射到了楚国的其他地区。庄子是宋裔楚人，因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同，创造出了追求逍遥的浪漫主义。历史上还有曾经游历和寓居于湖北地区的文人留下的著名诗篇，如曾受李白讚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的唐代崔颢《七绝·题黄鹤楼》、李白的《七绝·早发白帝城》、《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宋代苏东坡写黄州赤壁的三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有当代领袖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等等，均借壮丽河山抒发情怀，他们高远、宏阔的气象，“故国神游”的意境，无不充满浪漫情怀。

湖北文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条件是学者们谈论最多的，诚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所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薄，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屈原作品是湖北文化浪漫主义特色的代表作，更是人们探讨的重点。早在南朝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也说过“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现代文豪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屈原是产在巫峡邻近的人，他的气魄宏伟，端直又委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此山水的影响。”凡此表明湖北雄丽的山川，浩渺的江水湖光是浪漫主义产生的地理条件。湖北地域文化之所以浪漫主义特色鲜明，除了上述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湖北较盛的巫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湖北文化具有较强的崇尚个性的价值取向。

3、相容并蓄

湖北居华中之中，水陆交通发达。除西北和西南山区经济文化比较闭塞落后外；大部分地区处于枢纽性纵横交通线上，一是南北东西来往人口较多，二是因境内外战争等原因人口迁徒较其他地区为多。表现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相容性。这种开放性和相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上。据古籍所载，早在唐、虞至夏之际，尧、舜、禹先后多次南征三苗，三苗或不服尧而“叛入南海”、或被舜流放“三危”、或被“禹放逐之”。夏朝控制江汉地区后，从中原移民加以补充。芈性楚人约在此期间从中原南下，与江汉土著先民融合，形成了具有独创精神的楚民族，促进了楚族及其社会的发展，创建了上古一流的楚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揭开了湖北历史文化最辉煌的一页。历史上还有数次北方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由于本地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差异，主体文化在发展中对这些存在差异的移民文化不断地加以涵化和相容，或者加强本地文化发展，或者产生新的文化。如西晋末年至南朝中期百馀年间的北方移民浪潮中，大量北方移民夹杂著西域胡人胡商南来，以侨州郡县的形式居住于汉水中游的襄阳、大堤城（今宜城市）、石城（今钟祥市）一带，促进了荆襄地区，尤其是汉水中游城市商业的发展。侨民文化与本地文化结合，繁荣的商业与歌伎为伍，“楚韵”、“胡风”、“蛮俗”融为一体，产生了著名乐府民歌“西曲歌”。

另外，生活风俗与衣食住行方面也有这种例证。襄阳接近南北交接线，在交通方面素有“南船北马（含北车）”之称，历史上李皋研製的“车船”就产生在这裡。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曹王李皋任襄州刺史及山南东道节度等职时，他想把北车的技术运用于南船之上，常运心巧思，在战舰两侧安装两轮，以轮代桨，蹈动舰轮，翔风鼓浪，迅若挂帆，快如奔马(《旧唐书》卷131《李皋传》)灵活适用。这种车船是一种人力踏动轮船，专作军用。李皋是习惯坐车子的北方人，借用车子两轮技术改造战舰，正是北车南船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晶。湖北文化最深层次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的特点，因此，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农家、佛教、道教等，都有发展空间，其各种价值观也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社会总的取向而言，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侧重，但以儒、道为代表的价值原则，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以道家为代表的价值原则的影响程度较其他地域为深。正由于湖北文化具备开放性和相容性这两大特点。所以，在晚清中西文化剧烈的碰撞中，湖北文化对西方文化显示出较强的相容性。并在文化转型中处于先进地位。

4、趋时拓新

与时俱进、革故创新是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湖北由于区位优势，和创新主体所特有的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各个层面都有不少创新，其中不少或开全国风气之先，或在全国和世界文化中产生深远影响。春秋初年，楚武王所首创的县制，就是在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自西周初年实行分封制以后，周王朝及其大小诸侯国普遍推行分封制，楚国也不例外，如西周中后期之际，楚君熊渠就曾封其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春秋初年楚武王率先打破分封制，在今荆门市南部设立权县，遂渐以官僚体制的县制取代贵族体制的分封制，意义重大，被顾颉刚先生称为“春秋第一县”。又如北宋蕲州罗田县（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毕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世界印刷技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明代黄州府蕲州（今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实践钻研27年，完成药典巨著《本草纲目》，集中国古代药典之大成，流传世界各地，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达尔文语）。

又如晚清荆州府宜都县陆城镇（今宜都市城关镇）人杨守敬，光绪六年（1880）即日本明治十三年，作为驻日公使随员，携带13000多册中国魏晋南北朝金石碑版图书赴日，交流书艺，对日本书道艺术中兴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日本人称之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又历经四、五十年，撰成巨著《水经注疏》（死后其门人熊会贞续补），被称为“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又如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湖北新政”，就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中体西用”是其所撰《劝学篇》的主题思想，锐意革新，集洋务思想之大成，光绪帝称讚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脾益”。旬日之内，三移版本，刊印逾200万册，风行天下，在国外还有外文译本。其新政突出表现在重工业和教育两个方面。张之洞所开办的以汉阳铁厂为核心的钢铁企业（后改名为汉冶萍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西方引进先进的设备，採用当时最先进的贝色麻式酸性转炉和西门子——马丁平炉，把中国炼钢技术推进到暂新阶段，所产之钢能“卷成炮管、枪筒、并大小钢条，精纯坚实，与购自外洋者无殊”。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铁轨等到钢製品，产品还曾出口美国、澳洲及东南亚等地，被西方舆论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视为“与欧美争雄”，“步武西法”的标志。又如以步枪“汉阳造”著称的汉阳兵工厂，也拥有先进的军工技术，我国最早的无烟火药就是该厂无烟火药总办化工学家徐建寅所研製。这种无烟无渣的新火药爆炸力达到先进水准，在我国军火工业发展史上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发明。晚清时期是教育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张之洞督鄂期间曾先后改书院为学堂和创办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创新办学模式，既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又能灵活把握。如以外语为主的方言学堂，“中学”比例极少；而以保存“国粹”为主的存古学堂则“中学”占主导地位。基础教育与实业教育并举，在校学习与出洋留学并重，培养了大量人才。后来居上，领先全国，“当清季兴学令下，各省考察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地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武汉成为华中乃至全国的教育、科技中心。为武汉的掘起、为武汉成为辛亥首义之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