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的新冠疫情已经迅速蔓延开来，全球确诊人数可能很快就要达到100万，死亡总数已超过4万。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国已经为新冠病毒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亡人数飙升，部分地区医疗系统崩溃。在全球第二波疫情的中心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封锁措施，从意大利开始，接着是西班牙、法国，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都已紧随意大利的步伐，采取了对于他们的文化传统来说相当严厉的封锁措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锁国或封城的措施来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瑞典。
截止2020年4月1日，瑞典一共确诊了4947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239例，103人入院治疗。（瑞典总人口大约1010万。）但他们的政府不仅没有完全关闭学校，甚至连餐厅和滑雪场也都还开着。瑞典的“温和防疫”并非没有遭到质疑，除了其他欧洲国家，瑞典本国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瑞典作家、生物学家、昆虫学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和记者弗雷德里克·舍贝里，他的多本著作当中有两本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收集苍蝇的艺术》、《逃避的艺术》。舍贝里是在4月1日的意大利《共和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题为《为什么瑞典选择任一切开放？》。让我们听听这位学者和作家是怎么看待本国防疫举措的。
3月2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间餐厅
这是译文：
我热爱意大利春天的阳光。因为这个，我早就受邀去意大利参加3个文学节：3月去米兰，4月去威尼斯，夏日到来之前去乌迪内。然而，我留在了这里，在斯德哥尔摩群岛当中的一个小岛上进行主动的自我隔离。不是因为必须隔离，只是我自愿隔离。我存了不少木材，也可以随时像往常那样去商业中心购物。当然了，今天在下雪，但是春天终归也会来到这里。
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瑞典政府不像其他国家政府那般抗疫？为什么瑞典不实行封锁和管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继续上学，甚至连托儿所都还开着。我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想去酒吧也可以去，尽管禁止聚集的最高人数限额最近从500人降到了50人，瑞典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差别还是大得惊人。
3月29日斯德哥尔摩的午后
3月26日斯德哥尔摩一间咖啡馆
是我们太天真了吗？还是说，这种奇怪的策略能用别的方式解释？
让我试一试吧。
说到底，瑞典的模式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总体而言，瑞典人和人之间彼此信任，瑞典人也信任公共机构：我们很愿意遵守公共建议和荐意，尤其是当总理甚或国王都出来发声了。勤洗手吧！没有必要不要去别处！保护老人！只要这种互信还在，禁令就没有必要。这种互信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资本，就好比政府的财政能力。一方面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贪腐是很罕见的。在这里，也有一些市集触犯了防疫法规，但政府的防疫政策仍保持不变。这里也有因担心崩溃而批评的声音，但到目前为止一切照样。
此外，瑞典的政府机构享有一种特别的独立。依照古老的传统，我们的政府姿态是：一位部长不能因为当下的观点趋势倾向于强硬手段，就去擅自决定天气的好坏。运作的责任属于政府机构，目前是公共卫生部门在领舞。一位此前并不为人熟知的传染病学者、穿着毛衣的银发公务职员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通报疫情。政府也要听从相关专业机构的建议。
另一位可能更年长的统管人员只是在重复地声明，我们应该争取时间。如果所有人都同时生病，我们的医疗系统会崩溃。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这条讯息。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种合适的策略，让疾病传播的曲线尽可能地平缓。到目前位置，情况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瑞典在自由选择和管制这两者当中，选择了前者。经过评估，认为这是更有效的途径，尤其是考虑到未来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3月27日斯德哥尔摩的一条商业街
在疫情的初期，有人曾要求关闭所有的学校，就像其他国家做的那样。但是，公共卫生部门做出了权衡，为减少传染而支持关闭学校的声音，不会超过那些为防止医疗部门人员骤减而反对关闭学校的声音。瑞典没有太多专职的家庭主妇，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作，男人和女人，尤其女人，她们是医疗卫生部门的主力军。关闭学校之后，很多护理人员就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另外，还想象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校关了孩子们还是会碰面，病毒仍然会传播。
年龄更大一些的中学生或大学生通过网络学习课程没有大问题，因此这些学校就决定关闭了。赞同关闭的人超过了反对的人：这是简单的算术，人们都懂的。
时间，问题全都在时间上。冷战结束后，当新自由主义者掌握了世界，瑞典的应急仓库被拆除了，我们的防护设备和呼吸器也是短缺的，缺的不仅仅是医务人员。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任也会起作用。 我们完全相信，瑞典工业将迅速改组并生产缺失的产品。 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维克多·奥尔班（译者注：匈牙利国会日前已通过疫情期间紧急状态法案，赋予总统欧尔班和行政部门极大权力，可在紧急状态期间冻结某些法律，代之以行政命令。该法案将架空立法权，允许欧尔班及其政府行使任意和无限制的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不奇怪，他可能一直在等待这种机会。或许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有可能采取同样严厉的措施，但瑞典在许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整个斯德哥尔摩隔离，并派军队守卫出口路线，或者像德国人一样禁止两个人以上的聚会，但在我们这里，保留自由选择的做法效果更好。 例如，幼儿是否要接种疫苗，一直是自愿的。 然而，瑞典的幼儿疫苗接种率是位居榜首的：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
还应该说，瑞典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国家，大量的小康中产阶级占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其美德可以追溯到战后世俗化的无产阶级和各类或多或少有清教徒倾向的大众运动。 显然，我们也必须管理一些被宠坏的富人，他们把白色星期（译者注：白色星期通常指，在冬日的山中度过一个星期的休闲或运动时光）看得比任何形式的团结都更重要。近年来，包括贫穷和房屋过度拥挤在内的、从非欧洲国家进来的盲流无产阶级群体可能会助长病毒的传播，但这些只是边缘现象。
大部分瑞典人遵守纪律，我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人禁止我去看望我95岁的母亲，她住在一个感染人数尚未达到一定数目的地区。但是由于官方建议我避免旅行，所以我不去。 几乎所有人都会做类似的评估。 结果是可见的。 我们知道，应对这种流行病的关键所在，是健康与经济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比其他人更信任我们的官僚。
或许，我在想，这与瑞典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民族国家也有关系。 我知道，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祸害，但事实是，瑞典作为民族国家于中世纪就已存在，我认为信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那里。 “我们瑞典人是天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20世纪的世界大战”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我。传统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还有一点：与其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不如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在1945年写道，爱国主义是源于对某个地方及对那里生活的热爱，但从不存有将相同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愿望。 因此，爱国主义是防御性的、和平的。 而民族主义因其与对政治权力的渴望紧密相连，很容易走入歧路。
事情大约就是这样。在瘟疫的时代，我们尽我们的所能去行事，以我们的方式。
一年前，我住在佛罗伦萨东郊的山丘上，是圣玛格丽塔·唐尼尼基金会的客人。 我待了几个星期，整天写文章，到了晚上，我与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英国和哥伦比亚的作家一起吃饭、喝葡萄酒，大笑和争论。 我们的观点很少是一致的，但我们成了好朋友。 是这样，正是这样，这才是政治的完成方式。 我希望很快能回（意大利）来。 隔离是暂时的，你们相信我。
佛罗伦萨近郊的山丘
佛罗伦萨近郊的Chianti名产葡萄酒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