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系统性因素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农业和食品创新降低了食品价格，促进了食品消费；自动化让工作对体力活动的需求减少，与此同时，更多家用设备、电子产品让家庭活动和休闲娱乐也越来越“久坐”化。换言之，这让我们吃得多、动得少。
文化和观念影响：比如，老一辈人通常认为“大体型”更健康，尤其是在儿童中，大体重和体型通常被误认为是健康成长。比如，对孩子文化教育的投入，侧面导致青少年儿童运动不足。再比如，孕妇多吃少动被误认为对母婴有益，实则导致孕妇营养过剩、缺乏运动，导致孕妇本人和新生儿都超重。
2. 环境因素
系统性因素的影响反映在三大环境驱动因素上。
城市化：在城市中，饭店、包装食品制造和现代化零售业让外出就餐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使人们接触大量的超加工食品和饮料。
城市规划和建筑环境：可能通过影响日常生活、工作和娱乐而构成肥胖风险。比如以机动车为中心的道路，对骑自行车、步行的支持下降等，影响了体育活动和锻炼的开展。
中国人群数据显示，拥有机动车与肥胖几率密切相关；居住环境人口密度高与超重风险增加有关，这种联系可能是由于拥有汽车和锻炼不足而引起的，而社区绿化水平较高则与肥胖风险降低有关。
食物系统和环境：快餐和包装、加工食品迅速增加，但营养价值并不高，超市和在线购物让人们吃零食越来越方便。此外，食物的烹饪方式也在悄然变化，蒸、烤或水煮食物摄入减少，不健康油炸食品摄入增加；外卖和外出就餐往往带来更多高脂、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进而增加总热量摄入。
3. 个人危险因素
这些环境变化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大多人的日常生活。
饮食营养：数据显示，1982年-2012年间尽管中国人群的总热量摄入量有所减少（每天2491.3大卡减少到2134.8大卡），但脂肪供能百分比却从18.4%增加到31.5%，包括食用油的摄入量增加。
而且，尽管总热量摄入减少，但身体活动同样大幅减少，最终，仍然导致热量过剩。
此外，中国传统的以粗粮和蔬菜为主的植物性饮食已逐渐转变为西式饮食，动物性食物、精制谷物以及高度加工的高糖和高脂肪食物的消费量增加。其中，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从1982年每天60.7克增加到2012年每天162.4克。
加工、包装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量也不断上升。2012-2016年间，中国超加工食品和饮料的消费增长了2-3倍，从人均每年11.0kg和11.8kg增长至23.6kg和39.9kg。
身体活动减少：从1991年到2011年，成人的平均工作和家庭体育锻炼时间从每周427.8 MET-h下降到246.0 MET-h（MET指代谢当量，1 MET是休息时能量消耗率，4个MET就意味着4倍的休息时所消耗的能量），成人每天久坐时间从3.7小时增加到4.0小时。从2004年到2011年，男性和女性休闲运动所消耗的能量分别减少了36%和44%，久坐时间分别增加14%和12%。
缺乏运动和久坐的现象在中国儿童和青少年中也很普遍。2017年对超过13万名7-19岁学生的调查显示，2/3未达到WHO的建议（每天至少60分钟的中高强度锻炼），1/3没有达到每天看屏幕＜2h的建议。
遗传易感性：针对东亚人群肥胖相关遗传因素，基于大型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三项重要荟萃分析共识别出26种与BMI相关的遗传变异。中国GWAS研究数据显示，在年轻（18-35岁）和中年（35-45岁）成人中，多基因风险评分与BMI密切相关，成年后期（45-65岁）的BMI则与成年早期的BMI间接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人中，鉴定出的所有26个遗传变异只能解释BMI变化的1.5%，这说明，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比单纯的遗传易感性更重要。
社会心理因素：心理压力同样会导致异常的饮食行为和久坐的生活方式，进而增加肥胖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睡眠不足也是中国人群肥胖的危险因素。2011年，超过55%的3-17岁儿童和青少年睡眠不足；5.5%的18-44岁成人和11.9%的45-59岁成人平均睡眠少于7小时。一项随访8年的中国成人前瞻性研究显示，每天睡眠6小时或更短的人群，体重增加（≥5公斤）和中心型肥胖的风险要高于那些每天睡眠约7小时的人群。
其他暴露因素：有些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也会影响人体肥胖风险，比如双酚A（BPA）和邻苯二甲酸酯的暴露与儿童和成人肥胖风险增加有关。味精（谷氨酸钠）也有潜在致肥胖作用，对超过1万名健康中国成人的研究显示，相比摄入量最低的20%人群，谷氨酸钠摄入量最高的20%人群超重或肥胖的风险增加了33%。
早期发育：生命早期的一些暴露也会影响超重和肥胖风险。比如在中国3岁以下的儿童中，胎儿巨大（体重≥4000g）与日后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增加有关。中国孕产妇的肥胖率从2005年的5.0%增加到2014年的8.2%，而超重率从20.8%增加到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