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是把“乡愁”理解为一种情绪、情感或情结，将它与“怀旧”等同，而忽略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中国文学话语，有面对“过去”却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功能。作为时空变化与距离的产物，乡愁是人类普遍性、本真性的情感。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故乡”已成为原型意象，对故乡的表达——乡愁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使得“还乡”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母题。到了“现代”，中国人对故乡的感受和体验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乡愁不再止于一种怀念性的情感抒发和叶落归根式的愿望表达，而成为现代个体通过语言表述寻求意义、表达自我、创建“家园”的话语建构活动。
“认同”，指的是透过某种文化和理论框架与视界，个人和群体以话语再现的方式获得方向感、确定性和意义的建构行为。正是通过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建立连续性，通过尝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怎样再现自己？”等问题，乡愁书写的行程与认同的过程重叠、交叉起来。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华文文学中以乡土、怀乡为题材和主题的作品蔚为大观。在中国的现代早期（或者说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从上个世纪的“乡土文学”到“京派文学”，“怀乡”作为主题一直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主题“革命”和“启蒙”并立，出现了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和师陀等代表性作家；上个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现代中期），“故乡”一度被具政治意味的“农村”所取代，“农民”（而非还乡者）成为文学书写的主人公，个体的乡愁隐而不显；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后期或所谓全球化时期），中国再次被全面纳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随着“寻根文学”的出场，以及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等大陆作家作品的出现，乡愁重新在当代文学中蔓延开来，并在新世纪有愈演愈烈之势。
乡愁的三种书写路径
如果以时间∕空间为坐标，以“距离”（时空距离、心理距离和审美距离）为线索考查乡愁书写的路径形成，会发现它们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书写路径——“反思型”“肯定型”和“想象型”。在认同的两种主要建构路径——“现在-未来型”和“现在-过去型”中，反思型、肯定型属于“现在-过去型”（与属于“现在-未来型”的“启蒙”和“革命”认同路径形成对照），想象型并不明显偏重哪一方，而由想象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间穿越。
反思型以鲁迅、萧红为代表，后来者有白先勇、莫言、刘震云、阎连科等。反思型源自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城∕乡”“ 中∕西”“现代∕传统”所引发的内在紧张。它有两个主要特点：1、反思既包括对故乡的“本质性、本真性”的反思，也包括对乡愁话语本身的反思；2、反思型虽然是“向过去的回眸”，却以“现在”为导向，体现出对“过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
肯定型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后来者有贾平凹、张炜、余光中等。肯定型认同虽然也是在现代二元性的框架中生成，但它们不呈现为截然对立的关系。它的两个特点是：1、立足现在，肯定过去真实地发生过并对现在产生着影响，希望“过去”成为“未来”有价值的部分；2、把自我建立在过去、现在、将来连续性的维度上，追求自我的完整性。
想象型以李永平等为代表，后来者包括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及海外的一些华文作家。他们在童年记忆或者长辈回忆的基础上展开对故乡的想象与虚构，所以不受“写实”的约束。在他们的写作中，语言往往成为主角。
乡愁认同的最终指向
在大陆之外的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中，由时空暌隔所致的乡愁更一直是文学中绵延不绝、经久不息的话题和主题，其中余光中、白先勇、陈映真、李永平、朱天心等早已成为乡愁书写的代表作家；与此同时，一批自大陆到海外的作家如北岛、杨炼、严歌苓、张翎等也加入到乡愁的书写者行列中。这些书写者位置不同，出生地各异，意识形态不同，但在一种共同内驱力的驱动下，参与着关乎中国人生存处境和归属的“故乡”的建构与认同。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推进，“乡关何处”或者说认同难题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文学和文化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中众多热点问题如“文化热”讨论、“国学与读经”、“童年的消逝”等都与这一问题有关。2012年，中国大陆乡愁书写的代表性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信号，表明“故乡”和乡愁书写仍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文学中“故乡”与认同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具普遍性和症候性。
乡愁认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情感和精神的“故乡”，这是一个基于真实故乡之上的理想化和升华后的“家园”。这个“家园”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无限性而非封闭性的“情感空间”和“意义空间”，类似鲍曼所说的“共同体”：（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 。所以，与其说“故乡”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想象和创建的，与其说是“回到故乡”，不如说是“建构故乡”，与其说是“回归家园”，不如说是创造“家园”。这样看来，乡愁认同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故乡到“故乡”，从家乡到“家园”的创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