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牛虎铜案

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这件文物的发现，翻开了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让世人得以再次窥探到古滇王国。

它，就是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李家山24号墓，高43厘米，长76厘米。其造型，以一头强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

“今天再审视牛虎铜案的造型形态，让我感思良多。”玉溪市文化馆的张喜云在《牛虎造型，滇中奇葩——李家山牛虎铜案雕塑造型特征解读》一文中写道，“一静一动，对比鲜明，其设计的巧妙，构思之大胆，而不失严谨的造型。”

除了牛虎铜案，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还出土了青铜器文物4000多件（套）。1992年第二次发掘的大型墓葬多为西汉政权在云南设置郡县以后埋葬的，墓坑尺寸大小、随葬品丰富程度都超过了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同类型墓葬，这表明设置郡县后，滇国的贵族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墓葬随葬品里，有中原传入的汉式器物或仿汉式器物，但随葬器物的主体还是滇人传统文化器物，这些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汉王朝与滇国的关系、滇国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滇国的范围、滇国的社会形态及变化和衰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云南省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说，牛虎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铸成的案祭礼器，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云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有滇国文物的见证，也有史料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多次提到了“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道：“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赐滇王王印，置吏入朝。”《史记·封禅书》中更是描述了云南的风土人情：“其俗好文采衣服、金银珠玉、琴瑟歌舞、饮酒食肉。其地出金银铜铁锡石榴石珊瑚琥珀象牙等物。”

悠悠历史，滔滔长江水；延续历史文脉，共促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 杨质高 摄影报道

朱墨彩绘双体陶罐

西藏地方文化的早期代表

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名为“朱墨彩绘双体陶罐”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于1978年在昌都市卡若遗址出土。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体现了新石器时期卡若人精湛的制陶工艺及其社会发展水平，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西藏远古先民与周边地区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交流……

据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文化保护研究所所长扎西旺加介绍，卡若遗址发现于1977年，历经从1978年到2012年期间的四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1800平方米左右，发现房屋遗迹31座等，出土了上万件的石器、骨器和陶片等文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粟米等。卡若遗址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遗址，也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文化遗址。1996年11月，卡若遗址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卡若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一文中提出，卡若遗址首次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将西藏的远古历史提前到距今约5000年前，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审视西藏古代历史。“昌都卡若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从此奠定了西藏原始社会研究的新起点，揭开了以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来‘书写’西藏远古历史的新篇章。”

值得一说的是，卡若遗址出土的朱墨彩绘双体陶罐，因其悠久的历史、精美的制作工艺、独特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作为西藏地方文化的早期代表而成为西藏博物馆的馆标和镇馆之宝。

卡若遗址中的栏杆式房屋建筑与长江流域邻水的一些房屋建筑相似；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相似；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为粟类，应是来自黄河流域的物种；遗址中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与黄河上游、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具有可比性等。

扎西旺加表示，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各类遗迹、遗物表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卡若先民与西藏高原及其他地区居民有着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交往交流交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巨大动力。可以说，长江文明、长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